互联网虚拟空间的性质和互联网通信技术的特点，决定了互联网金融犯罪整体上的隐蔽性、开放性和广泛性。与此同时，互联网所具有的资源配置去中心化的特征，无限扩大了一般社会主体遭受互联网金融犯罪侵害的可能性。

现实中，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以开展正常融资行为的名义，精心设计和包装高收益理财工具和产品，一旦出现投资收益波动，便向投资者宣称这是正常投资都会有的不确定性，是市场风险所致，从而掩盖其违法犯罪的真相。投资者与融资者通常没有直接接触机会，仅凭网络平台投放的招投公告做出选择，对投资项目、投资回报等信息难以准确判断和掌握。

作为互联网金融的载体，信息网络工具的特点在于其信息的影响面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传播速度快，扩散范围大。互联网金融犯罪作案成本低，地域覆盖广，受众群体多。众筹、P2P 网贷等业态短期内就能聚集高额的资金，再加上互联网金融的长尾效应，即使每个受害人损失资金量不大，但集资总量可观，致使一个很普通的互联网金融融资项目，一旦暴露出犯罪风险，其涉案金额往往过亿。近些年发生的投资理财产品类的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其涉及的投资者遍布全国各地，最多涉案资金多达几百亿人民币。

与传统金融犯罪"一对一"的侵害方式和以缺乏基本投资知识的群体为犯罪对象不同，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多表现为"一对多"的侵害方式，且受害群体都是互联网用户和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员。互联网金融犯罪需要较高的专业技能，在运营模式与利益分配方法上试图钻政策法律的空子，利用监管漏洞和人们追求高回报率的心理，掩藏犯罪意图和金融风险，笼络"高学历、高收入、高层次"的三高群体进行投资。国内爆发的互联网金融犯罪，有的个案受害人多达十多万、数十万。

不同于常规的经济犯罪，互联网金融犯罪证据的突出特点是，除线下证据外，网络证据也普遍存在，且核心证据的表现形式是电子数据。由于互联网金融是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各项操作，资金的往来多是以数字形式流通，业务合作也多是通过电子合同达成，金融机构计算机后台存储着许多客户信息和交易记录。此外，犯罪成员之间多用QQ、微信等移动端软件来联系，交流记录也是重要的犯罪证据。

只要是向公众吸收资金，并承诺固定回报的融资行为，无论何种用途，何种形式，均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互联网金融之融资模式的本质是通过互联网向众人筹集小额资金为某个项目或企业融资，有"密集筹资"、"大众集资"之称，始终无法回避"向不特定的对象"筹资及公开宣传的方式，即使有的互联网平台在实际开展业务时用词隐晦，极力避免提及固定回报，或者引入第三方进行保本保息，依旧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以网络借贷为例，中介机构通过如下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都将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1）中介机构以提供信息中介服务为名，实际从事直接或间接归集资金、甚至自融或变相自融等行为；（2）中介机构与借款人合谋或者明知借款人存在违规情形，仍为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提供服务的；（3）中介机构与借款人合谋，采取向出借人提供信用担保、通过电子渠道以外的物理场所开展借贷业务等违规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4）双方合谋通过拆分融资项目、债权转让、分层代持等方式为借款人吸收资金的；(5)借款人故意隐瞒事实，违反规定，以自己名义或借用他人名义利用多个网络借贷平台发布借款信息，借款总额超过规定的最高限额，或将吸收资金用于明确禁止的投资股票、场外配资、期货合约等高风险行业。

我国首例以P2P网贷平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

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大多是没有互联网金融牌照的互联网企业或民间金融信贷公司，许多互联网金融活动均涉及相关证券、期货、保险、基金以及资金支付结算等金融业务，都属于非法经营行为。刑法第225条第4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使得非法经营罪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口袋罪"，非金融互联网机构开展的其他金融业务，也会涉嫌非法经营罪。

设立金融机构并开展金融业务需要经过国家央行、银监会、这家伙、保监会等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获取资质牌照。从现状来看，很多开展金融业务的机构事实上都是非金融机构，大多都没有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这就很可能会涉嫌刑法第174条规定的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

现实中，许多互联网金融企业由于未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便试图通过借用、与他人签署合作协议共用牌照的方式来取得经营资质。然而，依照相关法律规定，金融牌照的申请使用者应当满足相应条件，金融牌照作为一项行政许可亦不能作为合同标的进行借用、转让，因此企业借用、合用牌照的行为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以支付业务牌照为例，《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17条明确规定：支付机构应当按照《支付业务许可证》核准的业务范围从事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核准范围之外的业务，不得将业务外包。支付机构不得转让、出租、出借《支付业务许可证》。第14条规定，支付机构在变更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或组织形式；变更主要出资人；合并或分立；调整业务类型或改变业务覆盖范围等情况下，应当在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前报中国人民银行同意。第43条还规定，支付机构转让、出租、出借《支付业务许可证》，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3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中国人民银行注销其《支付业务许可证》；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支付机构变更主要出资人、合并或分立等情形在工商变更前都需要取得央行同意。在此背景下，一些企业即使采用收购支付机构股权，不做工商变更而由原股东代持，进而开展合作的方法，看似绕过了央行，却仍然面临着罚款、牌照被注销，甚至构成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以及非法经营罪的风险。

利用网络信息欺诈手段诱骗证券市场参与者投资、实施交易、骗取证券发行等是典型的证券犯罪模式，其又表现为以下三种行为类型：（1）信息欺诈骗取投资。行为人通过互联网融资平台等发布公司证券已经通过海外证券监管机构注册或者国内证券监管机构核准，骗取投资者购买公司股票、债券等，但实际上公司证券根本无法上市交易或者只能在诸如纳斯达克"粉单市场"等流动性极低的市场进行柜台交易，相关公司根本没有投资价值。（2）信息欺诈骗取证券公开发行。融资者披露虚假的、不完整的、不全面的公司业绩、项目计划、财务报告、募资方案等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股权众筹来吸收投资者资金。（3）信息欺诈诱骗客户交易。证券经营机构的经纪或者研究部门向特定客户发送邮件、手机应用推送研究报告等，传递虚假证券交易信息，持有巨额资金的客户根据邮件中发布的虚假信息从事相关交易，自营业务部门事先建构仓位，从这种预期的市场效果中谋取巨额交易利润。

信息操纵者利用互联网传播人为控制的信息，投资者接受该信息并通过网络交易作出投资决策，金融商品价格因被误导的投资者的大量买人而上升，幕后操纵者卖出证券谋利——这一系列行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以前在互联网金融尚未成为证券市场的重要商业机制与信息传递渠道的时代，市场操纵者需要雇佣大量的"业务员"通过电话等方式向不特定的潜在被害人传播受其控制的信息。传统信息传递的规模与速度受到了地理、语言、人工等技术与成本的限制，而互联网金融可以使市场操纵者在人力操作成本极低的基础上，瞬间地向大规模的潜在投资者滥发成千上万的虚假性、误导性和利益冲突性市场信息。基于信息受众基数庞大，即使对市场操纵者控制的信息做出"有效"反应的概率极低，操纵者对于信息所指向的金融商品的资本配置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忽视。此外，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工具基于全方位通讯、链条式聚合性信息传播、个性化用户体验等特点，使得信息传播更为快捷与广泛。

虽然第三方支付的法律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但仍存在监管失之于宽、失之于松的问题，尤其是针对第三方支付衍生的各种金融业务，远没有形成完备的准则和有效的监管。在此情形下，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就很可能利用监管上的缺位，擅自挪用投资者的资金。在诸如P2P网贷平台等一系列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借贷交易过程中，资金并非即时、直接打人借贷各方账户，而会产生大量在途资金的沉淀。如此巨额的资金实则受平台所掌控，而一旦平台之内部人员疏于自律，就很容易发生挪用客户资金甚至非法占有客户资金的情况。

互联网金融机构在接受客户委托理财的过程中通常会积累起大量的资产，假如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违背法律规定的义务以及与客户之间约定的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有价证券以及其他委托或者信托财产，将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又如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违背《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规定，不按法定方式运用资金，将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

近年来，洗钱犯罪的特征呈现由传统支付工具向信息化支付工具转移的趋势，呈高发态势，利用网络交易洗钱已成常态。互联网金融中的洗钱行为主要有七类：（1）利用网上银行实施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活动；（2）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转移、清算网络赌博、非法集资等犯罪资金；（3）网络炒汇、炒金；（4）网络传销；（5）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活动；（6）银行卡犯罪；（7）网上制假售假。例如，赫赫有名的电子货币"比特币"就是洗钱的绝佳帮手，犯罪嫌疑人通过非法获取的现金线下购买比特币，由于比特币全球流通，可逆兑换，电子无形化，不受监管，隐蔽性极强，理论上司法机关难以察觉到犯罪嫌疑人资金账户的变动和洗钱犯罪嫌疑。又如，在P2P网贷领域，平台通常要求贷款人和借款人在发布信息前必须先注册，登记身份证号、手机号、职业、住址、单位等个人信息，并上传身份证扫描电子版。然而，P2P网贷平台对于客户提供的这些信息无法核实，上传的电子版身份证件资料也极易伪造，洗钱者可以冒用他人身份资料或者伪造身份资料，一人注册多个账户，同时注册为贷款人和借款人，通过贷款竞标，将非法所得通过P2P网贷平台放款获取本息实现黑钱"洗白"。

行为人设立公司，搭建平台后，以团队计酬的形式发展人员和业务，按照吸收资金的一定比例，逐层发放提成或佣金。参与者不仅可以从自己所吸收的资金获取提成，还能从自己发展的下线所吸收的资金中再分成。这种手法实则就是"金融传销"，使参与非法集资犯罪的人员不断增多，非法集资的数额急速膨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更大。互联网金融传销相比传统传销，危害更大。传统传销有地域限制，虽然能拉人从外地入伙，但毕竟影响力有限，单个传统传销项目的受害者相对有限。而互联网金融传销拉人入伙的方式，除了传统的线下拉人以外，还极力通过互联网渠道全面传播扩散，涉及范围更广，受害者也更多。

在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中，发现大量以"虚拟货币"为道具和幌子，实为传销、非法集资等的非法金融活动，如"克拉币""万福币""马福罗币"等，包括近期出现的虚拟货币发行（即ICO）活动，用发行虚拟货币的方式进行融资。这些活动借用"虚拟货币"创新概念，实现对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的包装，利用"虚拟货币"难以追踪的特性，使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界定和打击变得更困难。

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多以单位形式组织实施，对同时具备以下情形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可以以单位犯罪追究：（1）犯罪活动经单位决策实施；（2）单位的员工主要按照单位的决策实施具体犯罪活动；（3）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经单位决策使用，收益亦归单位所有。但是，为专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以个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参与涉互联网金融犯罪，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可以区分两种情形处理：（1）全部或部分违法所得归分支机构所有并支配，分支机构作为单位犯罪主体追究刑事责任；（2）违法所得完全归分支机构上级单位所有并支配的，不能对分支机构作为单位犯罪主体追究刑事责任，而是应当对分支机构的上级单位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中的地位、作用存在明显差别的，可以区分主犯和从犯。对起组织领导作用的总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发挥主要作用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认定为全案的主犯，其他人员可以认定为从犯。

分支机构认定为单位犯罪主体的，该分支机构相关涉案人员应当作为该分支机构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仅将分支机构的上级单位认定为单位犯罪主体的，该分支机构相关涉案人员可以作为该上级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开展具体业务之前，必须确认该业务是否需要取得相应资质，切忌"无证经营"，否则将涉嫌非法经营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等。

互联网金融牌照是有关政府监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或其他规定，对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企业所颁发的准入性文件。按批准属于事前，还是事后，互联网金融牌照分为许可和备案两种形式。许可因其要求严格，存在不批准的可能性，又称为"硬牌照";备案因其属于事后报告，不存在批还是不批的问题，又称为"软牌照"。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金融牌照的涵盖范围更广泛。获取牌照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申请获取，二是收购获取，采用收购获取的方式在工商变更前还应当取得有关主管机关的同意。

互联网金融企业作为行业的经营主体，要牢固树立守法合规意识，自觉守住法律底线和政策红线。要把保护消费者权益摆在首要位置，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包括"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信息按露、风险提示和合格投资者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网络与信息安全制度"、"反洗钱和防范金融犯罪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在内的各项风险控制制度，积极通过技术创新、系统优化、流程改造等防范风险。具体而言，P2P网络借贷平台要做好信息中介服务，不设资金池，不发放贷款，不非法集资，不自融自保，不从事线下营销；股权众筹平台不得发布虚假标的，不搞自筹，不搞"名股实债"或变相集资；移动支付机构不得占用客户备付金，不得变相开展跨行清算业务。另外，互联网金融企业在招人用人、财务、采购、招投标、销售、运营、信息系统管理、审计等所有环节，要设置严格而科学的制度流程和制约机制，对重点岗位和环节加大监督、防范、提醒和控制，降低犯罪发生几率和可能性。

上述各项制度既是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互联网金融企业抵御、防范风脸能力的重要风控制度。因此都应当积极建立、完善上述制度。在此过程中，律师可以为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相应的法律协助和支持。

绝大多数犯罪是故意犯罪，是意识操控之下的积极主动的行为，无论多么严格的制度都有被挑战、被突破的可能，只有人们内心有定力、自觉地抵制犯罪，才是控制犯罪、消除犯罪的根本办法。贪婪、法制观念的淡薄和侥幸心理往往是推动犯罪，引发风险事件的主因。因此，有针对性地对相关从业人员开展法律培训、进行警示教育，对于提高其守法意识、引导其依法从业，防范、杜绝其违法行为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企业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和建设，使员工在内心深处敬畏法律、远离犯罪，是公司预防犯罪工作的重点。培训员工树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是非观、财富观、享乐观、家庭观、风险观，慎欲、慎始、慎微，算好自由账、经济账、名誉账、亲情帐，克服贪占心理、攀比心理、侥幸心理，要畏法、畏祸、畏因果。

互联网金融公司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往往涉及大量的协议签署及文件发布活动，这些协议、文件既体现了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单位意志，也会对企业产生相应的法律拘束力。如果这些文件、协议中存在逾越或疑似逾越监管红线的内容，则势必会置企业于危险境地，甚至可能成为对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的陷阱。因此，有必要慎重对待其所签署的协议和发布的文件，应当委托专业律师协助开展文书起草、审核工作，努力确保企业的业务活动合法、合规，严格控制法律风险。

互联网金融鼓励创新，而创新在拓宽金融服务的业务范围、提高服务水平，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逾越监管的法律风险，很多时候，"创新"本身就意味着冒险。因此，针对某一新业务或新项目，委托专业律师对业务性质、模式、流程开展合法性审查和评估，进行修正和规制，不但有助于防范法律风险，更有利于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创新。

在特定风险事件发生时，互联网金融企业应当及时组建专业团队展开危机应对工作，团队成员应当包括企业主管领导、业务人员、财务人员、律师、行业专家等。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点：（1）查明风险事件的相关事实，明确事件成因及责任主体，依法保全相关证据材料。（2）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的调查工作。（3）律师作为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积极面对因风险事件引发的诉讼案件，提出减免企业法律责任或者追究侵权人责任的意见和主张，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风险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危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和加重。

参考

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