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前 言

香港在税务上实行来源地制，无论是否香港居民，在香港经营行业、专业或业务的公司或团体需要就其从香港获得的利润缴纳利得税，在2018年之前，公司适用的税率是16.5%，合伙等非公司团体适用的税率是15%。最近香港开始实行利得税率两级制，就于2018年4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课税年度而言，不超过限额的部分的税率是原来的一半，超过限额的部分适用原有税率。举例而言，非公司团体从其在港经营的行业、专业或业务所得的不超过港币两百万的部分，适用7.5%的税率，超过部分适用15%的税率。而在内地，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为25%，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则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相比之下香港的税收政策十分优惠。

但是，再低的税率也不如不用交税，离岸美元基金最理想的税务效果是基金层面税务完全透明，从而使得投资者投资基金的税务负担如同投资者直接投资基金下面的项目公司一样。尽管香港不对出售资本所得的收益征税，也不对股息和利息收入征税，但对经营业务所收取的利得税还是不利于吸引国际资本。香港要在国际上与其它金融中心竞争，就难免需要在整体采取低税政策的基础上，再对各种特定的团体、投资计划等免收利得税。由于国际资本常常以基金的形式存在，在不同时期，香港会针对其所想吸引的某些国际基金的结构和投资特点，对《税务条例》的条款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的整体趋势是逐渐扩大豁免的范围，让更多类别的基金有机会受惠于税收豁免政策。

一、第一阶段——

互惠基金、单位信托等

在2006年之前，一般而言，无论是否香港居民，在香港进行证券交易等构成经营业务者应就来源于该等业务的利润缴纳利得税。但满足特定条件的互惠基金和单位信托以及类似的投资计划免收利得税，包括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104条获认可为集体投资计划的，以及没有获认可为集团投资机会但是受税务局局长信纳其财产权属真正分散并符合一个在可接受的规管制度下的监管当局的规定的。既不获认可为集体投资计划，也不被信纳其财产权属真正分散并受监管的互惠基金、单位信托以及类似的投资计划仍需缴纳利得税。

二、第二阶段——

离岸对冲基金

如前所述，在2006年之前，对冲基金在港的管理如果构成经营业务，需要缴纳利得税。但随着"2006年收入（离岸基金利得税豁免）条例"（简称"2006年豁免条例"）的出台，很多离岸对冲基金的税务可获豁免，这对香港吸引国际资本起到了很大作用。截至2014年，香港对冲基金资产管理总值达1,209亿美元（其中来自香港本地投资者的资本仅占7.9%），相比起2006年335亿美元的资产管理总值，达到了一个飞跃。

2006年豁免条例的关键在于非香港居民无须就来自指明人士进行的指明交易缴纳税款。其中指明交易包括：证券的交易，期货合约的交易，外汇交易合约的交易，并非以放债业务的形式作出存款的交易，外币的交易和在交易所买卖的商品的交易。这几种类别涵盖了对冲基金一般所要进行的绝大部分交易。

而指明人士主要指根据香港条例第571章《证券及期货条例》获发牌经营以下受规管活动的法团，或获注册经营以下受规管活动的机构。当时只有八类活动被列为受规管活动，包括：证券交易（为免豁免政策被滥用，条例中明确指出"证券"不包括私人公司的股份或债权证等），期货合约的交易，杠杆式外汇交易，就证券提供意见，就期货合约提供意见，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和提供证券保证金融资。

可以看出指明交易与指明人士有一定程度上的对应关系。例如，根据豁免规定，一个离岸对冲基金通过持有香港牌照经营期货合约交易的法团进行的期货合约交易无需缴纳香港利得税。2006年豁免条例的出台使得很多离岸对冲基金可以通过获得香港牌照的相关法团或在香港注册的相关财务机构得到税务豁免。这不仅能够为香港吸引离岸对冲基金，还有助于香港相关金融服务行业的蓬勃发展。据香港证监会（SFC）统计，2006年3月在香港有管理对冲基金或为对冲基金提供意见的持牌法团有197 家，到2014年9月，该等机构数目达到了401。

由于大部分离岸私募股权基金的管理人都不是根据香港条例持牌的机构，并且私募股权基金主要投资于非上市公司的股份，绝大多数的私募股权基金无法受惠于2006年豁免条例。

三、第三阶段——

离岸私募股权基金

2015年，税务条例再次作出与基金相关的修改，将豁免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私募股权基金。具体而言，利得税的征收不仅豁免通过指明人士进行的指明交易，还豁免属于符合资格的基金通过非指明人士进行的指明交易。2015年之修改并没有对指明人士的定义做出改动，但对"指明交易"、"证券"的概念都做出了调整。自此至2018年7月，香港关于投资基金的利得税豁免条件可总结如下：

关于第1条"非香港居民"的要求，一个离岸基金，无论采用的是公司制还是有限合伙制，其是否属于香港居民取决于其"中央管理与控制"是否在香港进行，而不是取决于其注册地。香港税务条例及相关立法并没有对"中央管理与控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相关的认定取决于具体事实。实践中，为避免被认为"中央管理与控制"在香港进行，通常离岸基金的大多数董事都为非香港居民，且其董事会会议在海外进行。一种常见的做法是，设定董事会由三名分别来自不同法域的董事组成。由于1/3不构成"大多数"，无论哪个法域都很难单凭其中一个董事的居民身份而认定该基金在某个法域进行中央管理与控制，也就很难认定该基金为其税收居民。香港税务局表示，一个离岸基金具有香港本地的经理或顾问本身并不是确定该基金税收居民身份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其中央管理与控制不在香港进行，即使香港基金经理有管理资产的自由裁量权，基金仍能受豁免。

关于第2条"指明交易"的要求，修改后的"证券"概念虽然仍然排除了大部分"私人公司"的证券及相关权利，但特定目的工具（"SPV"）和例外私人公司（"EPC"）的证券及相关权利被包括在内，也就是说，根据豁免条例，在符合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从出售EPC或SPV的证券所赚取的利润，无需缴纳香港的利得税。相关的概念解释如下：

关于第3条，修改后的税务条例不再要求"指明交易"必须由"指明人士"安排或进行，只要是"合资格基金"，即使"指明交易"不是由香港获牌法团或注册机构安排或进行，也可以得到豁免。被认定为"合资格基金"需要符合三个条件：（1）有多于4名投资者；（2）投资者做出的资本认缴超过资本认缴总额90%；（3）基金交易所产生的净收益中，将会由有关发起人及发起人的相联者收取的部分，不超过净收益（按减去出资后的净额计算）的30%的数额。这些条件的设置主要是为了防止由基金管理人和发起人承担大多数出资的投资主体滥用豁免政策。

第4条是2006年条例就有的规定，旨在将基金涉及的交易限制在"指定交易"及其附带交易的范围之内，同时防止其以"指定交易"为名进行涉及金额较大的所谓"附带交易"获得税务豁免。条例释义明确指出《税务条例》关于交易范围的限制意味着如果离岸私募股权基金在香港进行指明交易和附带交易以外的任何业务，该等其他业务将影响基金利得税豁免的资格，使得其所有的收入都无法享受利得税豁免（"污染效应"）。换句话说，只要有一项投资不合资格，整个基金都受到污染而不能得到税务豁免。

可见，尽管2015年税务条例的修改将税务豁免扩大至私募股权基金，同时也作出了不少实质性限制。香港金融发展局注意到，截至2017年7月，在香港管理的离岸私募基金数目未见显著上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关于私募股权基金的税收豁免政策存在过多的限制，建议将主要的限制取消。具体而言，香港金融发展局的建议包括：

该等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在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于今年提交的《2018年税务（豁免基金缴付利得税）（修订）条例草案》中得到了反映，我们将在第五部分详细介绍该草案。

四、第四阶段——

在岸开放式基金型公司（OFC）

今年7月30日起，香港正式实施新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Open-ended Fund Company, 简称"OFC"）制度，让投资基金除了采用单位信托结构外还可以以公司的形式在香港设立，相关的税务豁免安排立法也已生效。香港金融发展局认为，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会进一步促进香港作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发展，吸引更多传统基金及私募基金。

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豁免规定比较复杂，与前述豁免规定比较显著的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公司为香港税务居民（而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税务豁免规则都要求其为非香港税务居民），因为对于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税务豁免是为了吸引外资在香港设立和管理基金；二是要求公司始终遵守《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守则》，该守则对开放式基金型公司从注册到终止的方方面面都做出了规定。

五、下一阶段——

消除税务分隔措施？

欧盟委员会在比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有关侵蚀税基及转移利润的最新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对香港在基金的税务安排上存在"分隔效应"的顾虑，认为香港在利得税豁免上存在根据基金的结构、地域、规模和目的而区别对待的情况。为了避免香港被欧盟列入不合作税务管辖区名单，香港财政司司长在其2018/19年财政预算案演讲中宣布，"香港政府将因应国际税务合作的要求，检视现行适用于基金业的税务优惠安排"。为此，包括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在内的四个机构成立了工作小组，专门负责对基金利得税豁免政策进行检讨。经过一系列筹划和准备，财库局于2018年11月5日向立法会汇报了建议修订，于2018年12月4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向立法会提交了《2018年税务（豁免基金缴付利得税）（修订）条例草案》（简称《条例草案》）。该《条例草案》已于12月7日刊登宪报，并于12月12日进行了首读和开始二读辩论，此后还需经过恢复二读辩论、委员会审议阶段和三读等程序。《条例草案》如获通过，将自2019年4月1日开始实施。

以下表格反映了条例草案拟如何修订《税务条例》以达到财库局建议之预期法律效果：

《条例草案》之安排有利于为香港缔造基金公平竞争的环境，加强香港在管理基金方面的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在资产管理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不会让政府获得的税收大幅减少，因为原本在香港营办的基金本就大多属于能获得税项豁免的离岸基金。至于其实际上能够为香港基金管理业务和相关行业带来多大的影响，有待《条例草案》正式实施一段时间后相关统计数据的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