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效标准（试行）》和《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质效标准（试行）》（以下统称为“新规”），从实体认定、程序规范两个维度，构建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办案质效评价体系，规范和引领检察机关高质效办理案件，健全刑事检察公正司法的实施与考核机制。新规压实检察官办案刚性履职义务的同时，也拓宽了刑事律师辩护空间、提升了律师的辩护职能。

本文结合办案实践，围绕新规设定的检察机关履职义务，讨论新规对律师实务工作带来的影响。

一、审查逮捕阶段：律师书面意见须纳入文书回应，促进精细化捕前辩护

检察机关办理审查逮捕案件的法定审限为七日，叠加案多人少的现实压力，实务中检察官多以无时间沟通为理由，倾向于以接收律师书面意见的方式替代当面听取辩护意见。

长期以来，律师提交的书面意见，是否被阅看、是否被采纳、不予采纳的理由，在实践中往往缺乏书面留痕与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而律师意见如果不能被实质审查，检察官仅依托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意见和侦查卷宗开展审查，极易陷入侦查机关单方证据构建的“信息茧房”，难以保持中立客观的审查立场。

同时，审查逮捕阶段，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罪与非罪、羁押必要性作出初步评判的关键节点，直接影响刑事诉讼后续进程的发展。律师如能在这一阶段及时推动修正案件的程序性、事实性偏差，提供有效辩护，往往能够避免案件朝着不利方向惯性发展，其辩护价值远高于事后救济。也因此，审查逮捕阶段的辩护，历来被视为是全流程刑事辩护的“黄金窗口期”。

为加强检察官对律师意见的重视程度，强化检察官对辩护意见的实质审查义务，新规明确：审查逮捕案件中，检察官不仅应当听取律师意见，还应当对律师书面意见的采纳情况与理由在文书中进行回应。虽然出于侦查工作保密的需要，采纳情况及理由的告知方式和范围在实践中仍需具体把握，但该规定从制度层面确保律师意见能够真正被实质审查，为捕前辩护落地提供刚性程序支撑。

当然，这也对律师的辩护工作提出更高专业标准。对于仅仅是泛泛而谈、模版化、缺乏事实证据支撑的空洞辩护意见，无法辅助检察官厘清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难以产生实质辩护效果；唯有依托完整事实梳理、规范法律论证、精准对应犯罪构成要件，辅以案件证据细节的专业意见，才能辅助检察官高质效办案，甚至推动检察官主动沟通、核实案件疑点。新规倒逼律师摒弃形式化抗辩，深耕案件细节，以扎实的证据与法律分析形成具备实质影响力的辩护意见，真正发挥捕前辩护纠偏作用。

二、“可以不捕”转为“应当不捕”，重构社会危险性举证规则

对于可捕可不捕的不予逮捕，是我国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着力点。这一政策导向虽已提出多年，但实务中长期存在“构罪即捕”固化办案思维，直接影响逮捕适用尺度。

此次新规作出重大调整，对于符合法定不捕情形的案件，检察官的裁量规则由“可以不捕”修改为“应当不捕”。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强化不捕适用的强制性；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必须书面载明完整理由并送达侦查机关。

同时，针对长期刑事辩护中的实务痛点之“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模糊、举证责任分配不清问题，新规进一步细化规则：审查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必须以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危险性相关证据为基础；在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存在社会危险性的，检察官有权要求侦查机关补充移送相关佐证材料；若侦查机关未按期补充、补充材料仍无法达到证明标准，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该规定将社会危险性的举证责任，明确归于公安机关，纠正了以往实务中举证责任分配不清导致的错位局面。并且，将“可以”不捕变为“应当”不捕——公安机关补充移送不能达到证明标准的，检察机关不再享有是否不捕的裁量空间，而必须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最后，不捕的理由需在文书中书面回应，这意味着检察官一旦作出逮捕决定，需要明确社会危险性的认定依据及其证据支撑。

以共同犯罪类案件为例：如从犯被刑事拘留、主犯尚未被采取强制措施，那么在审查逮捕环节，检察官往往仅凭“存在串供风险”这一主观预判即批捕从犯。若依据新规，如公安机关未能移送足以证明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主犯未被采取强制措施而从犯却“必然”被逮捕的逻辑，在新的规则体系下并不当然成立。律师在此类案件中，可主动收集、提交证实当事人无社会危险性的反向佐证材料，围绕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开展程序与实体双重辩护，最大化争取不批准逮捕结果。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纳入办案质效考评，推动羁押变更辩护实质化

嫌疑人被逮捕后，检察机关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因此，羁押必要性审查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责。但长期以来，这一制度在实践中运行效果并不理想。羁押必要性审查往往被动启动、流于形式；“一押到底”的现象仍较为普遍；律师提交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难以获得支持。

新规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履行情况纳入质效评价体系，明确审查起诉阶段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检察官必须履行的法律监督职责。这意味着，是否主动审查、是否实质审查、是否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依法提出变更建议，将作为评判案件质效的重要考量因素。对于检察官而言，羁押必要性审查不再是一项可以选择性开展的工作，而是必须落实的硬性办案要求。

该规则调整，为律师开展捕后羁押变更辩护提供了制度支撑。当事人被逮捕后，律师可持续跟进案件进展，结合案件事实、案件性质、证据固定程度、当事人认罪态度、身体状况等多重因素，向检察机关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并提供无继续羁押必要的证据材料。

新规同步强调检察官“亲历性办案”，要求检察官不能仅依赖书面材料作出判断，而应当强化实质审查、根据案件需要听取律师意见，也为律师与检察官就羁押必要性进行深度、实质性沟通创造制度条件。律师若能提交事实清晰、证据充分、说理完整的申请材料，可有效推动检察官启动实质审查，改变“一押到底”的被动局面，为当事人争取到变更强制措施的结果。

四、管辖权全流程审查，压缩违规异地执法空间

违规异地执法案件，虽经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专项整治后数量有所下降，但此类以罚没财产驱动办案的案件，一旦管辖权存在违法情形，案件实体公正极易受到案外因素的干扰。

就管辖权的合法性开展程序辩护，是案件能否排除案外因素干扰、在法治轨道上获得公正处理的关键。

然而在过去实践中，管辖权问题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往往不会被予以关注，往往要等到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甚至等到辩护律师在庭审中据理力争，才会被真正审视。而此时，案件已经“带病”走完了侦查、审查起诉的全部流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在漫长的诉讼进程中受到实质损害。

新规将管辖权审查明确为检察官的法定义务：检察官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环节均需审查管辖权合法性，将管辖权审查前移，强化了对公安机关违规异地执法类案件的全过程监督。这为律师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即提出管辖权异议提供了制度支撑，从源头规避违法管辖带来的实体损害。

五、涉案财物监督审查，压缩趋利性执法空间

与违规异地执法案件相伴而生的，是趋利性执法案件。这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监督的行为。在趋利性执法案件中，执法机关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期限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涉案企业财产的行为时有发生。

在过去的司法实践流程中，检察机关极少介入涉案财物处置监督。涉案财物的解封、返还、权属认定通常拖延至审判阶段由法院统一裁决。但企业账户、核心经营资产被长期冻结，极易引发资金链断裂、商业订单流失、企业商誉受损等不可逆的经营损失，待审判终结作出财物处理裁判时，企业经营危机已无法挽回。

新规明确了涉案财物全流程监督审查机制。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必须对公安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监督，依法提出监督纠正意见；在审查起诉阶段，对涉案财物的来源、性质、权属以及强制措施的合法性、适当性等进行全面审查，并进行处理或提出处理意见。

据此，律师在审前阶段开展财产辩护也有了制度依据：在侦查阶段发现公安机关违法“查扣冻”的，可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要求纠正不当查扣冻行为；在审查起诉阶段，可围绕涉案财物权属、涉案关联性、强制措施合理性开展专项财产辩护。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还将案外人权利保障纳入审查范围，要求检察官全面审查：案外人与涉案财物处理有利害关系的，是否依法告知其相关诉讼权利，听取其意见。这一规定对于保护案外人合法权益意义重大。案件中财产权属关系复杂，侦查措施时常误伤案外人合法财产，新规将案外人知情权和意见表达权的保障情况纳入审查范围，为律师代理案外人主张财产权利、参与检察机关涉案财物审查程序，提供了明确的制度路径。

六、认罪认罚案件，律师由程序见证人转为协商主体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其生命力在于兼顾效率与公正。但是，刑事司法实务中，该制度的运行却存在结构性缺陷：检察官单方主导整个流程、没有证据开示制度、当事人一方信息不对等和力量不对等，被追诉人难以在充分知情前提下作出自愿认罪认罚决定。尤其是，检察官往往拒绝就量刑建议进行协商，仅单向告知量刑建议，没有协商沟通的空间，当事人面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常常处于“签或不签”的二选一困境中。因缺乏充分的案情沟通、证据开示、量刑梯度评估，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难以充分保障。

此次新规对认罪认罚办案程序作出关键优化：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检察官不但要听取律师意见，并且要就量刑建议与辩护律师进行充分沟通。从被动“听取意见”到主动“充分沟通”的转变，蕴含着对认罪认罚协商本质的回归。量刑协商应当建立在双方完整掌握案件事实、全面评估证据材料的基础上，开展平等、实质对话，而非控方单方告知量刑结果。

对律师而言，该规则提升了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辩护作用：律师可以就案件定性、量刑情节、同类案件量刑参考、量刑建议的合理性等方面，与检察官进行充分沟通，为当事人争取更为从宽的量刑建议。同时，新规也进一步压实律师辩护职责，要求律师摒弃仅到场签字的“见证人式辩护”，全程、主动参与量刑协商，通过专业法律分析充分释明利弊，确保当事人在完全知情、自愿、理性的基础上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七、无罪、罪轻证据全面收集，减轻律师审查起诉阶段取证举证压力

证据辩护，是刑事辩护的核心根基。律师的取证权能否有效行使，直接影响辩护效果。律师取证途径有两类：一是申请取证，即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申请调取无罪、罪轻的证据；二是自行调查取证。然而，两类途径在实务中均存在一定障碍。

其一，申请调取证据阻力大。办案机关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往往倾向于收集有罪、罪重证据，律师依法申请调取证据的，常被以“无调取必要”为由不予许可。

其二，自行取证限制多、风险高。律师自行调查取证存在程序门槛、取证难度高，执业风险突出，导致部分辩护律师出于风险考量，不得不放弃行使调查取证权，仅依赖侦查卷宗开展辩护，辩护效果因而受限。

而无罪、罪轻证据的缺失，直接导致辩护意见缺乏证据支撑，控辩证据力量失衡加剧。此外，对于律师提交的无罪、罪轻证据，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是否会作为证据一并移送至法院，在实践中亦存在不确定性。

新规明确了检察官客观公正履职的硬性要求：检察官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必须全面收集、审查无罪、罪轻的证据。该条款将调取有利证据的法定责任，直接指向检察机关，为律师的证据辩护，提供了制度支撑。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申请调取无罪、罪轻证据，有了更为明确的规范依据；已掌握的有利证据线索，可完整提交检察机关，由检察官依法核实、收集、审查。取证责任的明确，让以往辩护律师取证难的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救济。检察机关核查有利证据，对防范证据偏差、减少冤错案件具备重大实践价值。

刑辩律师应当高度重视相关规定，加强学习研究，在审查起诉阶段系统梳理无罪、罪轻证据线索，积极向检察机关提交书面取证申请，推动检察官落实全面取证义务，让案件客观事实在审查起诉阶段得到更充分的呈现，夯实辩护的证据基础。

结 语

最高检出台两份质效标准，以办案质效评价机制为抓手，细化、量化检察机关全流程审查义务与程序规范，其核心目标，是确保每一起刑事案件均经得起法律检验与历史评判。

对刑辩律师而言，新规设定的每一项检察官刚性履职义务，均对应一处可落地、可发力的辩护空间。从审查逮捕阶段回应律师书面意见、社会危险性举证责任归位， 到羁押必要性审查实质化、管辖审查关口前移；从涉案财物全流程监督、认罪认罚量刑协商实质化，再到审查起诉阶段全面核查无罪、罪轻证据，这些规定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提供实质性辩护、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制度平台。

法律和规则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新形势下，律师唯有准确把握新规精神，秉持专业、勤勉、审慎的执业态度，在个案中充分运用新规赋予的各项程序权利，才能将刑事司法的纸面规则，转化为对当事人真实可感的实体权利保障。律师行业应当通过与各级执法司法部门的良性互动与专业对话，推进中国刑事司法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