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追索系列之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准据法之争——图解蓝天格锐案的最新启示
跨境追索系列之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准据法之争——图解蓝天格锐案的最新启示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的资金遭遇诈骗,犯罪嫌疑人潜逃至境外;涉案资金被转换为加密资产后,遭当地执法机关查扣,历经数年,资产价值暴涨数百倍。此刻,扣押国法院亟待决定:这笔现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财富,是分还给你在内的各受害人,还是依据反洗钱法律收归其国库。
这并非虚构的“故事”,而是蓝天格锐非法集资案中近13万名中国投资人正在亲历的跨境财产追索现实。
2026年10月12日,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王座法庭在蓝天格锐案(钱志敏案)中作出一项关于准据法的先决裁决:中国受害人对被扣押的逾6.1万枚比特币提出的财产主张,应适用中国法而非英国法。深谙跨境资产追索规则的专业人士立刻意识到:这一纸裁决,可能就是受害人“能否保住这笔巨额资产”的分水岭。
随着债务人携资产外逃以及跨境欺诈的案件日益增多,蓝天格锐案因其涉案金额极大、法理争议极尖锐、集中体现海外追索核心问题,当前已成为中国当事人跨境资产追索的重要实证样本:面对被转移至境外的涉案资产,受害人如何主张权利?这些受害人的角色究竟是“物权人”还是“债权人”?一字之差,能够获得的赔偿为何会有天壤之别?
每一个未来可能面临涉外维权的中国企业或个人,都可以从中汲取实战经验。
一、案件始末:从天津写字楼到伦敦法庭的九年
根据英国高等法院在准据法听证会上所采用的“假定事实(Assumed Facts)”,2014年至2017年间,钱志敏(Ms Qian)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天津蓝天格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蓝天格锐”)及一家无法查询到的“英国美好生活保险公司”(Britain Nic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BNLI),设计并策划了约十个投资项目,涵盖数字货币投资、养老及相关保险服务、空气净化设备等领域,在中国境内进行大规模非法集资。[1]涉案投资合同至少128,409份,吸收资金约402.28亿元人民币。其中,约341亿元已被用于向部分早期投资人支付“返利”(这在实质上构成了典型的庞氏结构,即用后来者的本金伪装成先来者的收益)。[2]
2014年中至2017年上半年间,钱志敏将部分非法吸收的资金通过火币(Huobi)账户及场外交易(Over-the-Counter, OTC)购入超过10万枚比特币。[3]2017年7月,在蓝天格锐资金链断裂、中国警方即将采取抓捕行动前夕,钱志敏持名为“Yadi Zhang”的护照潜逃至伦敦。在英国期间,她先后雇佣了华裔女子温简(Jian Wen)及马来西亚籍男子林成福(Seng Hok Ling)等人作为助理,协助其将该笔比特币转化为现金、珠宝并尝试购置豪宅。[4]
正是购房环节触发的英国反洗钱(Anti-Money Laundering, AML)合规审查,成为了案件在境外的转折点。温简在尝试购买价值数千万英镑的伦敦房产时,因无法合理解释巨额资金来源,引起了伦敦警察厅的注意。2018年10月底,英国警方在搜查中查扣了存有加密货币的设备与私钥,并在后续行动中冻结了逾6.1万枚比特币。[5]
随后,英国的刑事司法程序逐步收网:温简于2024年因洗钱罪获刑六年零八个月;钱志敏在潜逃至约克郡(York)后于2024年4月落网,其于2025年9月在南华克刑事法院认罪,并于2025年11月因“持有犯罪财产罪”与“转移犯罪财产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八个月[6];其后任助理林成福亦获刑四年零十一个月,并在2026年1月被法院正式下达了高达560余万英镑的没收令(Confiscation Order),若拒不退缴将面临额外八年监禁。[7]
刑事案件至此落槌。但对于成千上万名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的中国受害者而言,真正决定这笔目前价值约38亿英镑(约合50亿美元)巨额资产最终命运的跨境民事追缴与确权战役,才刚刚打响。[8]

图1|刑事案件始末时间轴
二、英国的制度之门:开着,但追索之路并非畅通无阻
2024年9月,英国皇家检控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CPS)检察长(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DPP)依据英国《2002年犯罪所得法》(Proceeds of Crime Act 2002, POCA)第五部分,对涉案比特币提起了不以刑事定罪为前提的民事追缴程序(Civil Recovery),意图将其作为犯罪所得全额收归英国国库。[9]对中国受害人而言,则是要在英国法庭上主张返还财产,他们这一方和想要将“犯罪所得”全额收缴英国国库的英国皇家监控署,双方就是一场“零和博弈”。
跨国集体追索在程序推进上也面临现实困境。由于受害人数量极其庞大,且分别由多家不同的英国律所(如Fieldfisher、Eversheds Sutherland、DLA Piper等)代理,英国高等法院介入并进行强力的程序干预。2026年3月10日,法庭下达专项案件管理命令,不仅指定Fieldfisher律所作为牵头律所在准据法听证会上统一代表所有个体受害人进行法律抗辩,更设定了严苛的期限要求:所有主张权利的受害人必须在2026年5月22日前完成第281条的立案申请,并在6月19日前提交包含中国身份证号及详细投资损益数据的强制披露清单;逾期未交者,其申请将被法庭直接驳回(dismissed)。[10]

图2|民事追缴程序:受害人的跨国追索动作
更为复杂的是,法庭上还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第三股力量”——诉讼接管人:经一名王姓受害人(Mr Wang)主动向英国法院申请,法院指派了蓝天格锐公司的“联合诉讼接管人(Joint Litigation Receivers)”代表已经停止经营的蓝天格锐公司本身,同样对被扣押的资产提出了主张。[11]
受害人个人、公司诉讼接管人与英国检方(DPP)三方诉求交织、博弈激烈,使得这批巨额比特币最终的归属至今悬而未决。

图3|三方博弈现状
要理解三方复杂的跨国追索博弈,首先需要理解申请人在英国民事追缴程序中主张返还财产的核心制度接口,POCA第281条规定。
POCA第281条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向法院申请宣告被追缴的财产中有一部分在法律上“属于他(belongs to him)”,从而将这部分资产从国家追缴范围中剥离出来——但本条是一个严苛的物权确认程序,它保护的是“物权性利益(proprietary interest)”,而非为犯罪受害者设立的宽泛补偿机制。如申请人的权利仅构成“对人债权(in personam creditor claim)”,则根本不满足该条款的门槛要求。[12]
对于成千上万名中国个体受害人的权利是否构成“物权性利益”,POCA并未给出结论。而本案连接点所横跨的中英两大法域,则对该问题认定迥异。
在英国衡平法(Equity)下,受欺诈方可以主张撤销受欺诈订立的投资合同,并主张资金接收方以推定信托(constructive trust / rescission trust)的方式代为持有该资金;基于此,受害人可以沿着资金流向一路“追踪(tracing)”至在英国被查扣的6.1万余枚比特币,比特币(连同其暴涨的增值)理论上都可直接作为受害人的财产被要回。[13]
并且,依据英国普通法判例及2025年生效的《财产(数字资产等)法》,比特币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财产”,这扫清了加密资产作为物权客体的基础障碍。[14]
而在中国法的传统民刑实务理解中,非法集资案件的集资参与人通常被定性为普通债权人,享有的是要求退赔实际受损本金的请求权。一旦英国法院据此认定受害人仅拥有“对人债权(in personam creditor claim)”而无“物权性利益”,各受害人在POCA第281条下的申请将面临被直接驳回的极大风险。
换言之,如果能够适用英国衡平法,受害人有望通过撤销合同、推定信托完成“代位物追踪”,直接主张对比特币的绝对物权,并基于比特币的现有金额拿回天文数字级别的赔付;[15]
但是,如果仅适用中国法,那么很遗憾,届时受害人不仅分不到增值,可能连本金也可能无法在该程序内直接获赔,涉案巨额资产或将作为无人享有物权的犯罪所得全部收缴归入英国国库。[16]
究竟该用哪一国的法律,来评判受害人(或公司)是否对这批比特币享有符合POCA第281条要求的“物权”(而非“债权”)?准据法(Applicable Law)之争,已成为受害人跨境追索的首要难关。
三、10月12日裁决:一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准据法之争
对于这一决定跨境追索结果的先决问题,英国高等法院于2026年7月专门就“准据法”适用进行了听证与审理,讨论受害人的物权主张究竟应适用英国法、中国法,还是两者的混合。[17]
2026年10月12日,Turner法官在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v Zhimin Qian & Anor [2026] EWHC 2509 (KB)案中作出了裁决,却令申请人遭受重挫——受害人律师团队为了争取适用对自身有利的英国法,在法庭上精心构造了四条法律路径(Claim 1至Claim 4),均被Turner法官结合英国脱欧后保留适用的欧盟《罗马条例I》(管辖合同之债)、《罗马条例II》(管辖非合同之债)以及普通法下的“物之所在地法”(Lex Situs)规则,以极具逻辑压制力的方式逐一驳回。
首先,针对“资产流入地改写初始权属”的主张(Claim 1与Claim 2),法官回归冲突法的底层逻辑指出:从欺诈计划的实施、投资合同的签订、受害人钱款的交付、损害结果的发生,到购买比特币的火币账户操作及场外交易,均发生在中国境内。[18]按照这个逻辑,即使比特币事后被带入英国,也不改变其中国定型的权利性质,初始财产权属的准据法应指向中国法。[19]
其次,针对“直接援引POCA法定追踪规则确权”的主张(Claim 3),申请人提出只要资产进入英国POCA程序,就能以POCA内置的追踪规则(Tracing)来证明比特币归属。法官澄清:POCA的追踪规则是赋权国家执法机关刺破资产转换、追缴犯罪所得的公法工具,绝非为第281条申请人创设私人实体物权的规则,申请人必须先在实体准据法下证明自己拥有物权,不能倒果为因。[20]
最后,针对“中国法义务嫁接英国衡平法”的混合法主张(Claim 4),法官亦予拒绝,其明确《罗马条例》要求法庭必须直接适用准据法,不允许凭空嫁接英国衡平法为其“补充”。[21]这个结果为什么对中国个体受害人极为不利?

图4|准据法之争:利益归属的关键一役
基于此,法官认定本案准据法应适用中国法。尽管这一裁决对受害人存在不利,但亦并非“比特币归谁”的最终宣判。Turner法官在裁决中明确强调,法庭目前尚未审查中国法的具体内容与效力;受害人(及公司诉讼接管人)究竟在中国法下享有什么性质的权利,这种权利能否被英国法院认定为满足第281条要求的“物权性利益”,将在下一阶段通过各方提交的中国法专家证据(expert evidence)来决出胜负。[22]
同时,英国高等法院于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6日就第281条申请人的上诉许可申请举行了进一步听证,并批准了上诉许可。[23]
换言之,虽然受害人输掉了关键的准据法前哨战,但决定资产最终归属的总攻尚未落幕。
四、中国法登场:追缴退赔制度与“缺席没收”程序将在英国法庭接受检验
既然英国高院已将准据法指针拨向中国法,受害人若要跨越POCA第281条的“物权性利益”门槛,接下来的主战场将不可避免地转移至中英两国法理的碰撞。
受害人的中国法专家证人是否能以《刑法》第三十六条与第六十四条为抓手,论证中国法下的追缴退赔制度实质上赋予了被害人一种绝对优先于国家没收的“法定优先权”,其功能近似于英国法下的“物权性利益”?[24]
然而,这一论证面临严峻的实体法检验:
一方面,资金交付后发生混同,是否必然导致受害人的物权消灭并降级为普通债权,仍须结合中国法关于财产识别的具体规则进行论证。[25]
另一方面,本案不可避免地触及中国法下“先刑后民”的程序壁垒。中国司法实践对于刑民交叉案件有着严格的适用边界。由于本案的基础事实系刑事非法集资,当投资人提起的民事欺诈索赔与刑事指控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时,中国民事法院通常会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受害者通常需统筹纳入刑事追赃退赔程序。[26]这就给受害人在英国法庭上的确权论证带来了深刻的挑战:当国内法下的独立民事诉求受阻,必须转入刑事退赔程序时,受害人享有的法定权利实质上是要求法院责令罪犯“退赔损失”或“发还赃款”。受害人方的专家证人能否向英国法官成功论证,这种依附于刑事程序的退赔请求权,依然足以在英国法下构成指向特定资产的绝对“物权性利益”,而非宽泛的损害补偿,必将成为下一阶段中英法理交锋的深水区。

图5|中国法论证链:追缴退赔能否跨越“物权性利益”门槛
对比其他涉及海量数字货币的中国特大涉众型案件[27],蓝天格锐案的独特性与挑战性在于其“人、财、法”的跨境分离,这也正是未来中国债权人或企业在面临债务人资产外逃时,最典型也最棘手的情形。
蓝天格锐案揭示了跨境追索极为残酷的底层规则:资产在哪里被控制,作为债权人就必须按那里的程序规则(如本案中英国的POCA民事追缴程序)“参赛”。但实体权利认定,又必须依据属人法或交易发生地法(如中国法)向外国法官进行艰难的举证与转换。在这条跨境追索的战线上,既要懂境外法庭的程序门槛,又要懂国内法的权属定性,两边都不能生疏。
五、中国当事人出海维权的实务反思
(一)破除三大思维误区
全面复盘蓝天格锐案交锋,其为潜在的中国出海维权者提示了以下几项认知误区。
误区之一:“国家会统一处理,我只需被动等待”
许多债权人往往寄望于中外政府间的司法协助或外交谈判来拿回全部资产。然而,回顾本案中英国皇家检控署(CPS)于2024年10月发布的官方通报,给出了极为冷酷的现实回答:英国官方明确表示,在民事追缴程序推进到足以让法院审理POCA第281条的个人主张之前,“不太可能进行任何国与国之间的接触(state to state engagement is unlikely to take place)”[28];本案 2026年3月10日法庭命令(Order)中亦曾要求所有受害人必须在2026年5月22日前完成第281条的立案申请,逾期未交者,其申请将被法庭直接驳回(dismissed)。[29]
“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30]。如果债权人不主动在境外法院的民事程序、期限中主张权利,而一味像在纯国内的刑事案件那样被动等待政府“退赔赃款”,错过了境外的程序节点,后果将不可逆转、不可挽回,这样的“等待”不仅“遥遥无期”,而且“正义”会“永久性”地“迟到”。
误区之二:“我是受害者,东西理应还我”
“有理”≠合法。在海外,懂得游戏规则才有可能成为赢家。本案最深刻的教训在于:境外法庭不问“你有多惨”,只问“这东西在法律上是不是你的”。如前所述,基于“对人债权”与“物权性利益”的定性,POCA第281条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物权门槛。受害人在诉讼设计之初,就必须跳出“要求施害者还钱”的普通债权人的“只讲道理但不讲规则”思维。
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民商事实务,受害人通常被视为享有要求退赔本金的“对人债权”;但在英国法官眼里,仅仅证明自己拥有对人债权是绝对不够的。[31]如果不能通过专家证人向英国法庭成功论证自己对那6.1万枚比特币享有优先的“物权性利益”,受害人不仅分不到这几年暴涨的数十亿美元增值,甚至连当初投入的本金都无法从这批特定资产中切分出来。
跨境追索的第一步,永远是基于规则建立你的请求权基础和框架,尽可能向“物权”或“法定优先权”方向构建论证。
误区之三:“跨国诉讼就是烧钱,最终肯定得不偿失”
面对动辄数百万英镑的境外律师费,许多中国当事人望而却步。但本案展示了在英美法系下“花小钱办大事”的实务杠杆:
1. 善用诉讼接管程序优化成本结构:本案中,王姓受害人成功申请法院指定了“联合诉讼接管人”来代表蓝天格锐公司主张权利。在这一机制下,接管人庞大的调查与诉讼费用往往是直接从最终追回的资产池(Asset Pool)中优先扣除的,相当于用债务人的钱“打官司”,极大减轻了单个受害人的追索成本及垫资压力。
2. 遵守法庭统筹,分摊“共同成本”:在涉众案件中,英国法院通过指定“牵头律所(Lead Firm)”机制,要求所有受害人就“准据法”这一共同争议点分担律师费(Common Costs)。[32]这意味着成千上万名登记的受害人通过“抱团”,将天价的皇家大律师(King’s Counsel, KC)费用摊薄到了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图6|三大思维误区与破局真相
(二)检视五项行动清单
跨境追索绝非望洋兴叹的死局,但必须依靠极度专业和敏锐的行动。以下是面临海外资产追索时可供参考的五项行动清单:
1. 跨越信息壁垒,严守程序期限:一旦得知资产在境外被扣押,当事人的首要任务是立刻查明申报截止日,宁可先登记占位,再补充实质证据,绝不能在国内“被动等待”。
2. 在冲突法问题上提前布防:准据法之争本身就是数十亿美元的分配器,诉讼伊始就必须分析冲突法风险,准备两套甚至多套备选方案(属地法下如何主张,本国法下如何论证)。
3. 系统固定证据,重构资金链条:境外追踪看重证据,投资合同、打款凭证、银行流水一件不少;若涉及资金混同或加密资产,尽早委托具备国际资质的审计及链上分析机构出具资金流向法证报告,这些都是实操中的重要实务武器,需要跨境追索领域的专业律师的及时帮助和支持。
4. 警惕“各自为战”,接受程序统筹:在涉众型跨境追索中,境外法院通常不倾向于程序的碎片化处理,在避免利益冲突的前提下,中国债权人应尽早形成合力,避免因多头诉讼消耗法庭资源,招致程序上的不利和诉讼费用成本的高企。
5. 持续跟踪本案下一阶段的实体法检验:英国法院下一阶段关于实体权利性质的审查,包括如何解读和诠释中国法律,将深刻影响塑造未来中国债权人境外追索实践。密切关注该案走向,将为未来的出海维权提供最直接的实战参考。
总体而言,跨境的追索存在严重的信息差,境内的债权人对于境外的法院调查手段、冻结措施、诉讼成本、是否可以获得第三方“垫资”共担风险等重要信息,了解甚少。
上面的五项行动清单,如果没有熟悉跨境追索的律师提供建议和指导,这些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些信息,几乎都在国内当事人的“认知范围”之外;而在这样的大型跨境“工程”中,中国的涉外追索律师,如同“向导”和“指挥”,扮演着关键性的领导角色。
六、结语
在跨境追索的世界里,受害者身份本身并不“自带光环”,精准的法律实务行动才是拿回资产的“通行证”。跨境追索之门诚然向所有人开放,但真正能够通过它的,只有其中主动、及时、并把权属论证做到为法院所认可的少部分。蓝天格锐案中,虽然2026年10月12日关于准据法的裁决是受害人在跨境追索战术上的重挫,但绝非战役的终局。
对于更广大的中国企业和维权者来说,蓝天格锐案的每一步程序推进、每一次法理交锋,都是用当事人巨额代价换来的“公开课”。试错成本已被前人承担,当面对这张复杂的跨境追索之门时,你能否找到那把适配锁眼的钥匙?
[注]
[1] 引自 [2026] EWHC 2509 (KB),第5段(Assumed Facts 第2、3、5、11段)。原文:“On or around 31 March 2014, Ms Qian established a Chinese Company named Tianjin Lantian Gerui... Ms Qian was at all material times the controlling mind or actual controller of the Company... These fraudulent schemes included (i) investment in digital currency schemes and (ii) investment in 'elderly care' and related insurance services...”
[2] 引自 [2026] EWHC 2509 (KB),第5段(Assumed Facts 第10、16、17段)。原文:“at least 128,409 investment contracts were entered into... All funds received from Victims... totalled approximately RMB 40,228,350,969... Approximately RMB 34.1 billion... was repaid in this way...”
[3] 引自 [2026] EWHC 2509 (KB),第5段(Assumed Facts 第18段)。原文:“More than 100,000 Bitcoin were purchased on the Huobi Account between mid-June 2014 and 7 June 2017... In "over-the-counter" (OTC) transactions conducted in China between January and June 2017...”
[4] 引自 [2026] EWHC 2509 (KB),第5段(Assumed Facts 第20-23段),及英国皇家检控署(CPS)2025年11月11日通报《Two people imprisoned for their key roles in a largescale money laundering case》,https://www.cps.gov.uk/cps/news/two-people-imprisoned-their-key-roles-largescale-money-laundering-case。法庭假定事实及CPS通报均确认了钱志敏潜逃轨迹及温、林二人协助洗钱的客观事实。
[5] 引自 [2026] EWHC 2509 (KB),第5段(Assumed Facts 第24段)。原文:“On 31 October and 1 November 2018,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searched a property and safe deposit box rented by Ms Qian and Ms Wen in London and seized several devices used to access the Bitcoin... The Property includes more than 61,000 Bitcoin.”
[6]参见Southwark Crown Court刑事判决书, 案件编号T20220112(原文链接:https://www.judiciary.uk/wp-content/uploads/2025/11/Rex-v-Zhimin-Qian-and-Seng-Ling.pdf)。
[7] 引自 CPS于2025年11月11日通报及2026年1月22日通报《Professional money launderer is ordered to payback over £5 million》。通报明确了各被告的最终刑期及针对林成福的没收令执行金额(£5,603,305.81),https://www.cps.gov.uk/cps/news/professional-money-launderer-ordered-payback-over-ps5-million-after-large-scale-investment。
[8] 引自 CMS律所《DPP v Qian: Chinese law to govern victims’ claims to 61,000 Bitcoin》。文章指出该批被扣押的比特币目前价值约为38亿英镑(currently worth £3.8 billion),https://cms.law/en/gbr/legal-updates/dpp-v-qian-chinese-law-to-govern-victims-claims-to-61-000-bitcoin-seized-in-london。
[9] 引自[2026] EWHC 2509 (KB),第15段;及CPS于2024年10月22日发布的《Notice to Victims of the Lantian Gerui Fraud》,https://www.cps.gov.uk/cps/news/notice-victims-lantian-gerui-fraud。原文:判决书指出民事追缴程序的特点为“The DPP did not, therefore, have to wait for the defendants to be convicted before initiating the recovery proceedings”;CPS通报确认该追缴系基于“it is or represents property obtained through unlawful conduct”提起。
[10] 引自[2026] EWHC 2509 (KB),第8段;及英国高等法院2026年3月10日作出的法庭命令(Order, Claim No. KB-2024-0003157),第1-3段(关于牵头律所的指定)及第11-14段(关于5月22日及6月19日的两道死线及驳回制裁)。
[11] 引自[2026] EWHC 2509 (KB),第7段及首页出庭名单。原文:“One alleged victim, Mr Wang, has taken the initiative of obtaining an order of the court for the appointment of receivers of the Company. Those receivers now also assert claims in respect of assets held by the DPP.”
[12] 引自[2026] EWHC 2509 (KB),第18-19段。原文:“...in order to satisfy s.281(3)(c), it is necessary for any given Applicant to demonstrate a proprietary interest. Taken as a whole, the section does not create any broader compensation scheme... It would not, for example, be sufficient for any given Applicant to establish merely that he is entitled to claim against the perpetrators in personam as a creditor...”
[13] 引自[2026] EWHC 2509 (KB),第34段(受害人主张的Claim 1)及CMS律所评析《DPP v Qian: Chinese law to govern victims’ claims to 61,000 Bitcoin》,https://cms.law/en/gbr/legal-updates/dpp-v-qian-chinese-law-to-govern-victims-claims-to-61-000-bitcoin-seized-in-london。原文:“...they are (or will be) entitled to assert that the recipients of their investment payments... held those proceeds on constructive/rescission trust... and they are entitled to trace that proprietary constructive/rescission trust interest in equity...”
[14] 引自[2026] EWHC 2509 (KB),第25-26段及《Property (Digital Assets etc) Act 2025》第1条。原文:“A thing (including a thing that is digital or electronic in nature) is not prevented from being the object of personal property rights...”
[15] 引自CMS律所评析《DPP v Qian: Chinese law to govern victims’ claims to 61,000 Bitcoin》,https://cms.law/en/gbr/legal-updates/dpp-v-qian-chinese-law-to-govern-victims-claims-to-61-000-bitcoin-seized-in-london。原文指出,裁决对希望适用英国衡平法确立物权的申请人是重大打击:“This will be a blow to the Applicants, who hoped to establish their proprietary interest in the Bitcoin using English law equitable principles.”
[16] 引自[2026] EWHC 2509 (KB) 第19段;及CMS律所评析文章《DPP v Qian: Chinese law to govern victims’ claims》。原文:关于若只有“对人债权”则将被驳回的物权门槛,判决书第19段明确指出:“It would not, for example, be sufficient for any given Applicant to establish merely that he is entitled to claim against the perpetrators in personam as a creditor to the value of the money with which he parted.”(例如,如果申请人仅仅证明他有权作为债权人针对施害者主张其所付出款项等值的对人债权,这是不够的。)关于资产将被英国没收的法定后果,CMS文章确认:“The DPP has brought the proceedings to recover for the State the Bitcoin under Part 5 of the Proceeds of Crime Act 2002...”(DPP已根据POCA第5部分提起诉讼,以将比特币作为国家财产予以追缴……)
[17] 引自[2026] EWHC 2509 (KB),第2段。原文:“The issue to be determined at this stage is limited to the resolution of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law of England, China or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will later fall to be applied to resolve the substantive legal issues...”
[18] 引自[2026] EWHC 2509 (KB),第164段、191段。原文:“The Applicants parted with their money in China. The alleged fraudulent representations were made in China.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thereby induced were entered into in China... conversion of those monies into Bitcoin likewise occurred in China.”
[19] 引自[2026] EWHC 2509 (KB),第181-183段。原文:“The proprietary rights asserted under Claim 1 are said to derive directly from the original transactions... To treat the later presence of the Bitcoin in England as determinative would risk conflating the location of an asset with the law governing the original transmission of the proprietary rights...”
[20] 引自[2026] EWHC 2509 (KB),第207-208段及第212段。原文:法官指出法定追踪条款是赋权执法机关的工具,“They do not purport to create, define or enlarge the proprietary rights of third parties”;并在第212段明确驳回了倒置因果的逻辑:“The question of ownership falls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applicable law governing the proprietary rights asserted by the applicant, not by reference to the statutory machinery...”
[21] 引自[2026] EWHC 2509 (KB),第229段。原文:“They [the Rome Regulations] do not permit the court to supplement that law by importing additional proprietary consequences derived from English law.”
[22] 引自[2026] EWHC 2509 (KB),第246段。原文:“The consequence is that the existence and content of any proprietary rights said to underlie and support the Applicants' claims under s.281... must be assessed by reference to Chinese law. Any issues concerning the content, effect or proof of that law are matters for a later stage.”
[23] 引自CMS律所评析。原文指出:“Unless Mr Justice Turner’s judgment is successfully appealed, the Applicants will now need to assess whether they can establish a proprietary interest under Chinese law...”
[24]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及第六十四条。原文:“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
[25] 在中国法下,虽有“货币占有即所有”规则,但若能通过链上数据将混同资金与替代资产(比特币)建立识别路径,投资人理论上仍可能主张实质性的财产权益。在资金混同情形下,法院主要依据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确认资金流向。当事人通常需提供完整、连续的资金流水及专业审计材料以证明资金的实际流转路径。(参考法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在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法院通常高度依赖刑事程序中的资金审计或追赃结论来查明和剥离混合资金。
[26] 如果民事欺诈索赔与刑事犯罪指控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例如债权人直接起诉涉嫌犯罪的主债务人),且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民事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将案件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受害者通常需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程序获取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外,如果民商事案件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民商事案件的审理。(《金融不良资产处置诉讼追偿实务》第536、551页)。
[27] 例如,2018年至2019年间爆发的PlusToken案。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的官方信息,PlusToken案被告人以“区块链”和数字货币增值服务为名,依靠发展下线进行网络传销,吸收比特币、以太坊等数字货币达948万余个,折合人民币总值高达500多亿元。2020年9月22日,江苏省盐城经开区法院判决对陈某、丁某等16名核心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涉案赃物、赃款及孳息、犯罪工具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28] 引自英国皇家检控署(CPS)2024年10月22日官方通报《Notice to Victims of the Lantian Gerui Fraud》,https://www.cps.gov.uk/cps/news/notice-victims-lantian-gerui-fraud。原文:“...any state to state engagement is unlikely to take place before the civil proceedings have progressed to the point where consideration is given to any s.281 POCA claims.”
[29] 引自英国高等法院2026年3月10日法庭命令(Order, Claim No. KB-2024-0003157),第11-14段。法庭设定了5月22日及6月19日两道死线,并明确逾期后果。
[30] 参见英国衡平法院Smith v Clay (1767) 3 Bro CC 639n, at 640n(Lord Camden LC),原文:“A Court of Equity has always refused its aid to stale demands, where a party has slept upon his right and acquiesced for a great length of time. Nothing can call forth this Court into activity, but conscience, good faith, and reasonable diligence; where these are wanting, the Court is passive, and does nothing.”
[31] 引自[2026] EWHC 2509 (KB) 第19段。法官明确指出:“It would not, for example, be sufficient for any given Applicant to establish merely that he is entitled to claim against the perpetrators in personam as a creditor...”
[32] 引自英国高等法院2026年3月10日法庭命令,第10段。原文:“The Lead Firm's costs of the Applicable Law Issue shall be regarded as common costs. The represented Applicants shall seek to agree a costs sharing arrangement with respect to common c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