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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仲裁系列 | 对外承包工程争议解决的新路径（四）
投资仲裁系列 | 对外承包工程争议解决的新路径（四）
系列序言
出于"以和为贵"的文化影响，"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遇到纠纷时，倾向于与东道国政府维持稳定和友好的关系，以利于长远合作。然而，法律救济与友好合作并不直接冲突，适当地运用法律武器很可能起到促进纠纷的解决和维持长期合作的效果。本系列文章旨在分析对外承包工程履约所面临的常见问题，从中国企业提起投资仲裁所需要考虑的管辖权和实体保护入手，总结出有可能获得投资协定保护的情形。作为本系列的终章，本文将展现对外承包工程争议中投资者胜诉的赔偿裁决思路，包括仲裁庭适用的赔偿原则和标准、损失的类型和计算方法，为中国企业提供索赔请求的思路和策略构建。
(一) 投资者获赔概况
对外承包工程争议涉及的索赔金额往往数额巨大，经过漫长和复杂的仲裁程序，最理想的结果是投资者能够拿到金额可观的胜诉裁决。根据UNCTAD最新统计，在投资者成功获赔的案例中，平均获赔金额是请求金额的40%；申请人平均请求金额为13亿美元（中间数为1.18亿美元），获得仲裁庭支持的平均金额为5.04亿美元（中间数为2,000万美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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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S历史上最高的请求金额和获赔金额记录是三起尤科斯股东诉俄罗斯的案件（均适用UNCITRAL仲裁规则，仲裁地为荷兰海牙）创造的。[2]这三起案件请求总金额高达1,140亿美元，获赔总金额为5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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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前述尤科斯系列案的请求金额和获赔金额，投资者胜诉案例中的平均请求金额将回落至4.54亿美元，而平均获赔金额则降至1.25亿美元，平均获赔金额的比例大约为28%。[3]
对于投资者来说，理解仲裁庭的裁判思路以便对于案件结果进行预判无疑十分重要。
(二) 仲裁庭的裁判思路
1. 仲裁庭采用什么赔偿原则？
仲裁庭认定东道国违反了投资协定或习惯国际法下的国际义务，是投资者获得赔偿的前提条件，而东道国的责任性质将影响投资者所获得的赔偿形式和金额。例如，对于征收定性为合法征收或是非法征收将影响所适用的赔偿原则。投资协定通常仅针对合法征收（lawful expropriation）的补偿作明文规定，以"公平市场价值"[4]或"公平和公正的补偿"[5]为标准进行补偿（compensation）。
然而，投资协定鲜有提及东道国进行非法征收或是违反其他条约义务时应如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reparation）。这种情况下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投资者的索赔请求适用什么赔偿原则？
仲裁庭会以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PCIJ"）在"霍佐夫工厂案（Chorzów Factory）"确立的"充分赔偿（full reparation）"原则作为起点。[6]该原则指出"赔偿必须尽可能地抹去非法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并重建该行为出现之前的状态"。[7]这一原则被联合国《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吸收为成文规则，并被国际司法实践持续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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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系列多次提到的Saipem v. Bangladesh案ICSID仲裁庭认定孟加拉国的行为构成非法征收（蚕食征收）而不是合法征收，因此，即使意大利-孟加拉国BIT明文规定对征收进行"公正补偿（just compensation）"并定义该等补偿为"依据国际承认的估值标准所计算的……投资的真正市场价值"[8]，仲裁庭也未适用这一标准；仲裁庭采用的是霍佐夫工厂案的"充分赔偿"原则。[9]在全面考虑双方观点和案情（尤其是投资者被征收的权利是ICC裁决认定的、与其投资相关的合同权利），ICSID仲裁庭最终认定，与"充分赔偿"原则最匹配的赔偿金额计算结果应是ICC裁决所裁予投资者的金额。[10]
2.投资者能获得什么形式的损害赔偿？
鉴于恢复原状（restitution）或继续履行（specific performance）未必是适合投资仲裁性质的赔偿方式，绝大多数投资仲裁裁决作出的都是金钱赔偿。[11]在少数特定情况下，除投资的实际经济损失和利息外，仲裁庭还可能基于"充分赔偿"原则要求东道国赔偿投资者的间接损失（consequential losses），[12]包括商誉损失（loss of goodwill）、名誉损失（reputational harm）、管理费用（administrative costs）等。[13]投资者有时还会主张精神赔偿（moral damage），但仲裁庭对于此类请求极为谨慎：一方面，仲裁庭将严格检验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事由和法律基础；另一方面，即便认定存在精神损害事实，仲裁庭也会限制赔偿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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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系列前文提及的Desert Line v. Yemen案中，投资者DLP向也门索赔了价值等于4,000万阿曼里亚尔（现约为1亿美元）的精神损害赔偿，理由是也门对DLP造成了广泛和严重的精神损害：DLP管理人员被也门政府和当地武装部落持续骚扰、威胁和关押，饱受精神压力和焦虑；投资者的商誉、信用和声誉均受到重大负面影响。[14]仲裁庭注意到也门没有对投资者在ICSID程序中获得精神损害的可能性提出异议，并指出在绝大多数法律体系里，精神损害赔偿与纯粹的经济利益赔偿并行不悖，因此没有理由在本案中排除精神损害赔偿。仲裁庭表示，虽然精神损害赔偿通常难以量化，但该等困难不能作为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无权获得赔偿的借口。[15]回到本案，仲裁庭裁决东道国应赔偿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害，不论是人身、精神还是物质损害；仲裁庭认定投资者遭受了实质（substantial）的损害，因为投资者管理人员的身体健康和投资者本身的信用和声誉均受到了影响。但仲裁庭将相关金额降至100万美元且没有裁予利息。仲裁庭强调，对比涉案项目的巨大金额，其裁予的精神损害金额更具有象征意义。[16]
3. 如何计算具体的损害金额？
不论是"充分赔偿"原则还是投资协定中的补偿规定，均未细化具体的损失估值方法。因此在实践中，仲裁庭会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采用其认为适合的计算方法对投资者的损失进行量化。不同的计算方法对投资者可能获得的赔偿金额将产生重大影响。根据不同的计算基础，投资仲裁中常见的损害赔偿计算方法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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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收入的方法（Income-based approach）：其中的典型代表是贴现现金流法（Discounted Cash Flow，"DCF"），经常用于计算未来预期的现金流的当前价值，适用于存在可用数据、允许仲裁庭对于未来预期的现金流进行合理预测的情况。但是当预期收益过于投机、没有合理预测基础时，仲裁庭将可能不采用DCF计算损失。[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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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场的方法（Market-based approach）：常见于计算征收造成的损失。仲裁庭一般会将涉案投资和市场上出售的相似业务、商业所有权益、证券或无形资产进行比较，尤其是存在和涉案投资非常类似的交易时，仲裁庭会认为此种比较的方法非常适合确认公平市场价值。[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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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产的方法（Asset-based approach）：常见于计算被征收资产的损失，一般存在两种选择："账面价值（book value）"或"置换价值（replacement value）"。[19]有评论认为基于资产的方法计算损失主要是由伊朗美国求偿法庭（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的案例法发展而来，但当代的投资仲裁案件越来越不倾向于采取此类方法，主要原因是当代的投资争议涉及的投资价值往往高于其账面上的资产残值。[20]
除了估值方法，确定损害赔偿的另一要素是确定相关损失的日期。对于合法征收的补偿，通常投资协定本身会明确规定计算时点，如"征收前或征收为公众所知时中较早一刻被征收投资的公平市场价值"[21]。因此，合法征收下的补偿通常较为直接，征收日期之后投资潜在的增值难以被考虑在内。对于投资者而言，将东道国行为定性为非法征收意味着其赔偿请求不囿于征收日期的投资价值。对于非法征收及其他国家不法行为的索赔，两种不同的估值日期也会带来差异较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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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ex ante）估值：仲裁庭基于征收或其他不法行为发生当时的投资价值，通过适当的裁决前利率加以调整，计算至裁决作出时的赔偿金额，并加上裁决后利息直至付款为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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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ex post）估值：仲裁庭确定投资损失的日期是征收或其他不法行为发生之后的某一日期，通常是裁决作出的日期，以此计算出赔偿金额后加上裁决后利息。[23]
(三) 在对外承包工程索赔中的应用
投资仲裁案件中的损害赔偿量化既涉及对于投资项目和所涉行业盈利模式的理解，也涉及技术性极强的计算过程，需要律师和估值专家密切配合，选择最为合适的方法支持己方的损害赔偿计算。仲裁庭在裁决时，不一定遵循任何一方提出的方法。以下两个案例对于理解前述仲裁庭的裁判思路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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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系列第三部分提及的Walter Bau v. Thailand案中，由于争议涉及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收费和复杂的投融资问题，争议双方分别聘用了交通问题专家和估值专家向仲裁庭提交意见并出庭作证。仲裁庭认定东道国"持续/复合的不法行为"违反2002年德国-泰国BIT项下的公平和公正待遇条款，因此在计算损害赔偿时重点考虑东道国在不同的时间范围所造成的损害价值。[24] 仲裁庭发现，双方专家基于不同的假设而得出了差异巨大的结果：投资者的估值专家预计损失高达1.183亿欧元，而东道国专家的计算结果为负310万欧元；[25] 投资者专家采用了"股权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 on Equity，"IRRE"）"，而东道国专家采用的是"已投金额法（Amount Invested Approach）"。[26]在仔细审阅了专家报告之后，仲裁庭指出，双方估值专家的计算方法本质相同，只是命名方式不同——都是计算投资者对其在东道国投资的合资企业DMT的资金投入到各自选定的估值日期的价值；计算结果的不同主要在于双方采用的复利率（compounding rate）不同——投资者采用的是IRRE，而东道国采用的是无风险或风险极低的利率。[27]然而，仲裁庭并未采用任何一方的计算方法，而是认为贴现现金流（DCF）法才是该案计算投资者出售DMT股份时合理期待的价值损失的最佳方法。[28]最终，仲裁庭判定东道国应支付投资者的损失金额为2,921万欧元，[29]并向投资者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计算期间是自2006年12月3日（投资者出售其在DMT的股份日期）至裁决作出日期之间，利率是连续6个月欧洲银行间欧元同业拆借利率（Europe Interbank Offered Rate，"Euribor"）加上2%的年利率，每半年复利一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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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SEG v. Turkey案中，两家美国公司PSEG和北美煤炭公司以及一家由PSEG在土耳其设立的项目公司Konya（负责工程项目具体实施）作为共同申请人，依据美国-土耳其BIT针对土耳其提起ICSID仲裁。[31]争议始于一个煤炭发电站BOT项目。PSEG的当地项目公司Konya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多轮谈判后，与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Ministry of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MENR"）签订了一份实施合同（Implementation Contract）和特许合同（Concession Contract），并支付了804万美元的履约保证金。[32]随后，Konya应MENR要求对项目作进一步研究并多次修改开采计划、装机容量和收费结构等项目核心内容，但由于土耳其国内经济困难和据称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该国政府各部门（包括MENR）开始拖延并最终放弃了这一项目；该项目始终未能进入实际建造阶段。[33]申请人主张土耳其违反了美国-土耳其BIT项下除直接征收之外的所有投资协定保护条款。[34] 最终仲裁庭仅认定土耳其违反了公平和公正待遇，驳回了申请人的其他请求。[35]仲裁庭另强调，虽然本案不存在征收事实，但不表示申请人的财产或权利就没有遭受损失。[36] 关于损害赔偿，申请人提出了如下三种计算方式[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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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三项损害赔偿请求（三者之间是"或者"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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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市场价值[38] |
1.14951亿美元加10.6%年复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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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损失（loss of profit） |
2.23742亿美元加10.6%年复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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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amount of investment） |
11,467,668美元[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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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三种计算方式，仲裁庭仔细考量后仅支持了第三种"投资额"计算方式，并对申请人的索赔金额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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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庭的认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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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市场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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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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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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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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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对外承包工程领域，合同相对方的违约以及东道国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很可能交织在一起。因此，在选择进行合同仲裁还是投资仲裁时，两种途径下预期可得的损害赔偿无疑是投资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实践中，为了向合同相对方或是东道国最大程度地施加压力，有的投资者会选择"双管齐下"，同时进行两个或多个平行程序，即便如此，投资争议的仲裁庭在裁决损害赔偿时，会将投资者已经在其他程序中获得的赔偿相应扣除，以避免投资者获得双重赔偿的情形。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在案件争议初现之时即对事实和法律进行全面分析，并据此设计最合适的索赔请求和途径，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匆忙提起索赔金额高昂的仲裁，虽然有可能先声夺人，但往往因为缺乏坚实的基础而使日后面临调整，反而无法达到震慑对方的效果。本系列文章希望对于在不同法律环境经营的"走出去"中国企业有所助益。
【注释】
[1] UNCTAD,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2017, June 2018, p. 5. 这些金额不包括利息或法律费用。上述所说的申请人成功的案例仅指裁决胜诉的情况，有一些胜诉裁决作出后可能会受到国内法院的撤销（set-aside）程序或ICSID的撤销（annulment）程序影响。
[2] 三个股东分别是塞浦路斯公司Hulley Enterprises Limited和Veteran Petroleum Limited以及英属马恩岛公司Yukos Universal Limited。
[3] UNCTAD,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2017, June 2018, p. 5.
[4]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耳他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 （"《中国-马耳他BIT》"） 第四条："一、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不得采取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以下称"征收"），除非符合所有下列条件：……（四）给予充分补偿（adequate compensation）。" 该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了："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充分补偿，应等于采取征收前或征收为公众所知时中较早一刻被征收投资的公平市场价值。该价值应根据普遍承认的估价原则确定。补偿应包括自征收之日起到付款之日按正常商业利率计算的利息。补偿的支付不应迟延，并应可有效兑换和自由转移。"
[5]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第五条第一款："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不得被国有化、征收或采取效用等同于国有化或征收的措施（以下称征收），除非是为了公共目的、依照法律在非歧视性的基础上采取并给予公平和公正的补偿（fair and equitable compensation）。此等补偿，应等于采取征收前或征收为公众所知时中较早一刻被征收投资的真实价值，并应包括支付前按公平和公正的利率计算的利息，补偿的支付不应不合理地迟延，并应可有效实现和自由转移。"
[6] 例如Biwater Gauff (Tanzania) Ltd. v.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ICSID Case No. ARB/05/22, Award, 24 July 2008, paras. 776-777.
[7] PCIJ, Case Concerning the Factory at Chorzów (Germany v. Poland)(Claim for Indemnity), Merits, Judgment of 13 September 1928, PCIJ Ser. A, No. 17 (1928), para. 125.
[8] Saipem v. Bangladesh, Award, para. 201. 原文："…the real market value of the investment […]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ly acknowledged evaluation standards".
[9] Saipem v. Bangladesh, Award, para. 201.
[10] Saipem v. Bangladesh, Award, paras. 202-204. ICC裁决金额共计6,148,770.80美元和110,995.92欧元。
[11] 裁决绝大多数都是金钱赔偿这一现象与ISDS仲裁性质密切相关。如果仲裁庭命令东道国对投资者的损失进行恢复原状或者要求东道国继续履行，那么就相当于仲裁庭要求一个主权国家作出特定行为，例如撤销具体行政行为、修改立法、甚至变更司法判决。这种情况是仲裁庭希望避免的。参见C. L. Lim et 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Commentary, Awards and other Materials (CUP 2018), pp. 403-404.
[12] J. A. Trenor (ed.), The Guide to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iton (3rd ed., GAR 2018), p. 99.
[13] 例如Tidewater v. Venezuela案仲裁庭认定根据涉案的巴巴多斯-委内瑞拉BIT，"商誉和专有技术"构成投资的一部分并因此受条约保护。参见Tidewater Inc., Tidewater Investment SRL, Tidewater Caribe, C.A., et al. v. The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10/5, para. 89.
[14] Desert Line v.Yemen, Award, paras. 284-286.
[15] Desert Line v.Yemen, Award, para. 289.
[16] Desert Line v.Yemen, Award, para. 290-291. 除了精神赔偿外，DLP主要主张的索赔请求是基于阿曼-也门BIT第三条的公平和公正待遇。仲裁庭在此项索赔下裁予DLP等于也门仲裁裁决支持的金额。Id., Award, para. 194, pp. 68-69.
[17] 例如假设投资是一个没有任何经营记录、履约历史或其他收益记录的创业公司，无法对其收益进行任何预测，那么仲裁庭会不倾向于用DCF进行计算。但与之相对的，如果是采掘工业方面的投资（煤炭、石油开采等），那么即便项目尚处于开发阶段、没有实际运营记录，但还是能够进行相对可靠的获利预期，那么仲裁庭因此也可能可以通过基于收入的计算方法来量化损失。参见J. A. Trenor (ed.), The Guide to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iton (3rd ed., GAR 2018), pp. 104-105.
[18] J. A. Trenor (ed.), The Guide to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iton (3rd ed., GAR 2018), p. 106. 参见Ioannis Kardassopoulos v. The Republic of Georgia, ICSID Case No. ARB/05/18, Award, 3 March 2010, para. 599. 仲裁庭认为，很难有比征收发生之后16天出售相同财产和权利的交易价格更明确的证据，能够用于确认本案中被征收的财产及其相关权益的价值。
[19] J. A. Trenor (ed.), The Guide to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iton (3rd ed., GAR 2018), p. 106. 账面价值通常是企业财务报表反应的企业资产减去负债的差额，或企业资产负债表中所列的被征收的有形资产的价值金额（显示的是在按照通常会计原则扣除累计折旧后的资产的成本）；而置换价值采取的是类似方法，只是没有扣除折旧成本。账面价值的方法仅返还投资者原始投资而不附加任何利润损失，对东道国立场有利。
[20] J. A. Trenor (ed.), The Guide to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iton (3rd ed., GAR 2018), p. 106. 原文为："…the investments are often worth more than the salvage value of assets."
[21] 参见《中国-马耳他BIT》第四条第二款。
[22] J. A. Trenor (ed.), The Guide to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iton (3rd ed., GAR, 2018), p. 108.
[23] 这种裁决作出时的计算方法多用于投资价值在征收行为后出现上涨的情况。
[24] 但仲裁庭驳回了申请人关于东道国构成非法征收（蚕食征收）的请求。参见Walter Bau v. Thailand, Award, paras. 12.43, 13.2.
[25] Walter Bau v. Thailand, Award, para. 14.2.
[26] Walter Bau v. Thailand, Award, para. 14.4. 简而言之，投资者专家计算的是"损失的回报（lost returns）"，即如果没有东道国政府的不法行为，投资者本可以获得的IRRE。东道国专家的方法从数学角度和投资者专家的方法类似，但适用了不同的变量，其本质就是计算申请人实际投入的金额加上裁决作出前的利息（return of the actual sums invested plus pre-award interest）"。
[27] Walter Bau v. Thailand, Award, para. 14.5.
[28] Walter Bau v. Thailand, Award, paras. 14.21-14.43. 简而言之，DCF指的是：在合理预测的企业经济寿命内，未来各年取得的实际预期的现金收入，减去当年预期的现金支出，再用一个反映这些现金流在逼真的环境下的时间价值、预测的通胀率以及风险的系数对每个年度的净现金流量进行折现所得到的现值。
[29] Walter Bau v. Thailand, Award, para. 14.44.
[30] Walter Bau v. Thailand, Award, para. 16.1. 原文："The Respondent shall pay the Claimant interest on the amount awarded at the 6 month successive Euribor rate plus 2 per cent for each year, beginning on 3 December 2006 until the date of payment of the Award, compounded semi-annually."
[31] PSEG Global, Inc., The North American Coal Corporation, and Konya Ingin Electrik Üretim ve Ticaret Limited Sirketi v. Republic of Turkey, ICSID Case No. ARB/02/5, Award, 19 January 2007, paras. 1-2 ("PSEG v. Turkey"). 仲裁庭在2004年6月4日的管辖权决定中一致认定仅对PSEG和Konya具有管辖权；仲裁庭对北美煤炭公司不具有属人管辖权。Id., Award, para. 5.
[32]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s. 13-21.
[33]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s. 23-40.
[34]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s. 220-221. 申请人主张东道国违反美国-土耳其BIT项下的公平和公正待遇、充分保护及保障义务、通过具有任意性和歧视性的措施损害了投资者维护、使用和享受投资的权利、且未能遵守其关于投资的义务（即"保护伞条款"）。
[35]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s. 246-256, 259, 261-262, 271, 278-280.仲裁庭认定土耳其违反公平和公正待遇的主要理由是土耳其政府与投资者在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存在明显过失（evident negligence），表现为土耳其政府对于争议双方重点分歧不作答也不及时披露，这一不作为加剧了谈判的分歧；整体上的不愿处理投资者需求的态度导致谈判终结，没有任何结果，这些构成了严重的行政过失和不一致（administrative negligence and inconsistency），违反投资者对于东道国能够专业地胜任谈判行为的合理期待（legitimate expectations）；MENR在谈判中向投资者作出超出其法律权限的要求，属于不合法的谈判行为，构成滥用权力；土耳其法律的屡次变更和MENR的态度和政策的一再转变，违反了东道国应向投资者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商业环境"的义务。
[36]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 280.
[37] 申请人在本案中也聘请了估值专家对其损害进行评估。
[38]国际公认的"公平市场价值"定义指的是"财产可能在公开、非限制性的市场上，在假设的有意愿、且有能力的买方与卖方之间，根据自身利益自由交易转手时的价值，其中无任何一方被强迫买卖，且双方就相关事实都有合理了解。"参见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Republic of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12 May 2005, para. 402。仲裁庭的定义指向International Glossary of Business Valuation Terms, American Society of Appraisers, ASA website, June 6, 2001, p. 4. 适用公平市场价值标准对于投资者有利，这是因为根据所选择的具体估值方法（见以上分析所列），投资的未来收益有可能被折算考虑进确认公平市场价值。这使得合法征收下投资者可能获得的补偿金额在事实上与非法征收下可能获得的赔偿金额无异。UNCTAD, Expropriation: A Sequel, UNCTAD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 2012, p. 114.
[39]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 284.
[40]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 287.
[41]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s. 295-289.
[42] 第三种索赔的11,467,668美元是申请人估值专家计算的投入金额。申请人主张，该金额加上裁决前利息，在2006年底（ICSID裁决作出的大概时间范围）将达到27,941,740.30美元；仲裁庭如果要确保申请人能够获得足额的27,941,740.30美元赔偿，应当裁予的含税金额为45,806,131.64美元。另外，如果适用土耳其债券收益率来计算裁决前利息，前述的含利息金额是29,050,241.68美元和含税金额为47,623,347.01美元。Id., Award, paras. 321.
[43]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 290.
[44]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 290.
[45]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s. 305-309.
[46]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 310.
[47]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s. 310-315.
[48]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s. 316-340.
[49]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 337.
[50]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s. 318-319.
[51]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 328.
[52]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 348. 原文："In the opinion of the Tribunal, taking into account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present case, the most appropriate benchmark which will compensate adequately an international company such as PSEG Global is the 6 month average LIBOR plus 2 per cent per year for each year during which amounts are owing. The interest shall start running on the date specified below until payment of the Award. Interest shall be compounded semi-annually. "
[53] PSEG v. Turkey, Award, para.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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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合伙人 北京办公室
业务领域：诉讼仲裁, 合规/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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