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案件说起

笔者曾为一起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的被告人辩护。该案被告人有正当职业，受他人之托实施了一次性的、针对单一对象的组织偷越行为，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悔罪，法院最终对其宣告缓刑。然而，被告人随身携带、日常使用的一部手机，却在判决中被法院认定为“作案工具”予以没收。事实上，该手机主要用于被告人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其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仅有个别通信与犯罪联络有关；手机中还存有被告人已故亲人的大量珍贵视频与照片，对其具有无可替代的情感价值。被告人人身尚且重获自由，手机却被永久剥夺，这一反差强烈的结果在被告人及其家属看来难以理解，在法律上亦确有检讨的余地。正是这一处理结果，促使笔者思考一个看似细小、实则关涉公民财产权保障的根本问题：刑事案件中，涉案手机究竟应不应该被没收？

这一问题绝非个案中的偶然困惑。手机已成当代人不可离身之物，很多刑事案件都会伴随手机的查封、扣押；而手机与犯罪之间的关联方式又千差万别，有的深度嵌入，有的仅系偶发接触。如何处置涉案手机，成为刑事涉案财物处理中最常见、也极易失当的问题之一。随着涉案财物处置争议的增多，财产问题正在从刑事审判的边缘走向中心：如何在定罪量刑之外妥善处理涉案财物，已经成为刑事辩护与刑事裁判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涉案财物的处理，规范依据主要是《刑法》第64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据此，“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没收。但何谓“供犯罪所用”？法条文义宽泛，实务把握不一。与此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侦查中可查封、扣押的，是“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即以证据价值为查封、扣押的正当性基础；第145条进一步规定，查封、扣押的财物“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予以退还”。没收与扣押、证据与财物，在涉案手机上交织在一起，需要条分缕析。

二、手机涉案性质的类型化界定

讨论手机应否没收，首先应当回答手机“是什么”的问题。手机进入刑事诉讼的视野，大抵始于查封、扣押。从财物与犯罪行为的关联方式观察，涉案手机大致可以类型化为三种形态。

（一）专门用于实施犯罪的作案工具

第一类手机，系为实施犯罪而购置、专门用于实施犯罪的作案工具。中央电视台2026年国庆期间播出的《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纪录片中的画面显示，电信诈骗犯罪人同时使用多部手机，分工实施诈骗活动，手机即是其犯罪作业的主要依托。在部分毒品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特意购置非智能手机，仅用于与上下家进行犯罪联络，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此类手机与犯罪行为高度绑定，与日常生活基本脱钩，其作为“作案工具”的属性至为鲜明，在电信诈骗、网络赌博、毒品犯罪等案件中尤为常见。

（二）赃款赃物

第二类手机，系以犯罪所得购买或者直接通过犯罪取得的财物。用诈骗所得赃款购买的手机，或者抢劫、盗窃直接取得的手机，均属此类。此类手机本身就是犯罪所得的载体或者形态转化物，性质上属于赃款赃物。此类手机的认定通常并无困难，争议也多不在于没收与否，而在于被害人合法财产如何返还。

（三）非专门用于实施犯罪的财物

第三类手机，即并非专门用于实施犯罪、只是在个别环节偶然介入犯罪的财物。笔者所承办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件中的手机即属此类：手机主要用于日常工作与生活，仅在犯罪联络的个别通信中发挥作用，其合法属性远远大于其犯罪属性。实践中，此类情形最为普遍，也是没收争议的主要来源。

类型化的意义不仅在于描述，更在于为裁判提供可操作的判断框架：唯有先辨明手机属于何种形态，才能进而讨论没收与否。

有学者指出，对刑事没收等实体性财产处置，应当采取实质相关的审查标准，即需要充分的证据证明特定财物专门用于犯罪，或者与构成要件行为具有实质性关联[1]。就相当性而言，没收应当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相当，适当考虑量刑情节，并控制没收对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基本生活的影响[2]。以此观之，手机是否“供犯罪所用”，不能仅以形式上“曾经接触犯罪”为断，而应考察其与犯罪行为之间实质关联的紧密程度。仅凭手机中存有涉罪通信，即认定其为专门作案工具，无异于违背了实质相关的审查标准。

三、非专门用于犯罪的手机不应没收

（一）工具的中立性：手机不因偶发涉案而丧失其财产属性

工具本身是中立的。工具之为工具，其价值属性由使用者的目的赋予，而非工具自身所固有。海德格尔亦言：“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为。”[3]技术的本质从属于人的目的，善与恶的分野在使用者，而不在工具本身。同一部手机，既可用于勤恳谋生，亦可用于实施犯罪；决定其命运的，不应当是它曾经出现在犯罪现场的事实，而应当是它与犯罪结合的紧密程度。

手机正是这样一个高度中立化的工具。在当代社会，手机是工作、社交与家庭生活的基本载体：通讯、办公、支付、出行皆系于此，其中存储的照片、视频等更可能承载着具有人格利益的生活记忆。一部主要服务于日常工作、生活的手机，仅仅因为在犯罪的个别环节中被使用，便整体上被评价为“作案工具”，是以工具偶然涉罪为由，惩罚了工具所承载的全部内容。照此逻辑推演，凡是与犯罪沾边的日常用品——车辆、电脑乃至住宅，皆可能被没收，没收的边界将荡然无存。由此观之，没收的正当性基础，只能在于工具与犯罪之间实质关联的程度，而不在于其与犯罪形式上接触的事实。

（二）证据物的功能定位：程序使命完成之后即应返还

换一个视角，从刑事诉讼的进程观察，更能看清问题的本质。有学者将刑事涉案财物界定为查封、扣押、冻结之物，并将其归纳为“证据物与没收物”两种形态[4]，这一概括揭示了涉案财物的不同属性。而扣押的正当性基础何在？《刑事诉讼法》第141条以“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即证据相关性，作为查封、扣押对象的界定标准。换言之，手机之所以被扣押，首先是因为它具有证据价值——其通话记录、聊天内容等可以证明案件事实。

然而，证据属性是暂时的。手机作为证据物，其程序使命在于证明；一旦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其证明功能已经实现，继续扣押便失去了程序法上的依据，遑论没收。《刑事诉讼法》第145条明文规定，查封、扣押的财物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查封、扣押并退还。以交通肇事案件中的汽车作类比，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肇事的汽车不属于作案工具，无须没收，但因具有证据价值，侦查中可以扣押；待证据收集完毕，即应返还车主[5]。手机的情形并无二致：其中偶发的涉罪通信需要查证，不代表手机本身必须被没收——涉罪信息的证据价值，完全可以通过数据提取、复制、固定等方式实现；证据功能实现之后，手机作为财物本身，应当返还其权利人。将“为证据而扣押”悄然转换为“因涉罪而没收”，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处置，缺乏法律依据。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手机中存储的电子数据与手机本身，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分离。侦查机关在提取、固定相关电子数据之后，手机本体的证据价值即已穷尽，将其返还权利人并不妨碍诉讼的推进。数据已经发挥证明作用，再行长期扣押乃至没收手机本体，既无必要，也不相当。

（三）财产权保障的宪法维度

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载入宪法。刑罚权的行使，包括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没收，必须受到这一宪法权利的拘束。没收是对公民财产的强制剥夺，其适用应当受到比例原则的审视：对没收物，应当审视没收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是否给被追诉人及其家庭造成了生活困难[6]。对一部主要承载日常生活、存储着亲人影像的手机予以没收，其对被告人及其家庭造成的影响，与所涉及犯罪的严重程度显不相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倡导“财产辩护”[7]——以辩护手段保障被追诉人的财产权免受不当的限制或者剥夺。对非专门用于犯罪的手机不予没收，正是财产辩护的应有之义，也是宪法精神在刑事司法中的具体展开。

当然，强调财产权保障并非否定没收制度本身。专门作案工具依法没收，违法所得依法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仍是刑罚正当性的组成部分；财产辩护所反对的，只是没收边界的无限扩张。唯有在个案中逐一审查财物的性质与关联程度，没收才能既发挥惩罚与预防犯罪的功能，又不逾越宪法为财产权划定的界限。

四、结论

令人欣慰的是，笔者最近在其他案件的判决书中看到了这样的判词：“扣押在案的手机……等物品不能认定为被告人……专门实施犯罪所用”，故对该手机不予没收。这一判词虽短，却准确把握了涉案财物处理的裁判尺度。

从刑事诉讼推进的角度看，查封、扣押、冻结是手段而非目的：证据物服务于证明，证明完成即当返还；违法所得依法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专门作案工具依法没收。从公民财产保护的角度看，国家刑罚权对公民财产权的介入，应当恪守必要且相当的界限。刑事司法的温度，恰恰体现在对公民合法财产的审慎态度上：该没收的坚决没收，不该没收的坚决返还。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刑法》第64条“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之表述高度概括，难以自动回应千差万别的个案情形，法条的生命在于适用。司法者与辩护人应当运用类型化的思维，逐一辨明涉案财物究竟系专门作案工具、赃款赃物，抑或偶然涉案的一般财物，并以实质关联审查与比例原则控制没收的范围。手机虽小，干系实大——尤其在人人离不开手机的今天。刑法的谦抑与程序的正当，正是在这样的细节处经受检验。唯有如此，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才能在每一份判决中各得其所，从刑事案件涉案财物的处理角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注释] 

[1] 参见袁相亭：《财产辩护：一种新兴的辩护形态》，《中国法学》2026年第3期，第273页。

[2] 参见袁相亭：《财产辩护：一种新兴的辩护形态》，《中国法学》2026年第3期，第277-278页。

[3] [德]马丁·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载《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37页。

[4] 参见万毅：《论刑事涉案财物的概念》，《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6年第2期，第135页。

[5] 参见万毅：《论刑事涉案财物的概念》，《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6年第2期，第133页。

[6] 参见万毅：《论刑事涉案财物的概念》，《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6年第2期，第136页。

[7] 参见袁相亭：《财产辩护：一种新兴的辩护形态》，《中国法学》2026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万毅：《论刑事涉案财物的概念》，《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6年第2期。

[2] 袁相亭：《财产辩护：一种新兴的辩护形态》，《中国法学》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