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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二十二年的规则重构： 《基金会管理条例》（2026）的十项关键变化
时隔二十二年的规则重构： 《基金会管理条例》（2026）的十项关键变化
自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旧条例”）施行以来，中国的基金会与公益慈善事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二十余年间，我们观察到基金会的数量、规模和运作模式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典》”）等法律相继出台，慈善组织认定、公开募捐、关联交易、信息公开等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旧条例曾为中国基金会的发展奠定重要的制度基础，但随着公益慈善实践的发展，其部分规定已渐渐难以适应新的法律体系和治理需求，修订的呼声由来已久。
2024年12月，民政部公布《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后，草案经历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征求意见稿的9章94条，到最终文本的8章79条，部分制度设计经历了重新审视和取舍。经过近两年的酝酿与打磨，2026年9月11日，国务院第96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新条例”），并于11月10日向社会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本文从新条例的诸多调整中，选取最值得关注的十项变化，通过新旧条例对照与实务分析，梳理其主要内容及对基金会实际运作的影响，旨在为基金会和业内人士提供参考。
变化一：公募与非公募分类成为历史
原条例第3条以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为基本分类，并据此配置登记机关、原始基金和公益支出等规则。新条例不再沿用这一分类，而是与《慈善法》衔接，将是否认定为慈善组织、是否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分别作为不同的资格问题。根据新条例第15条，基金会在设立登记时可以同时申请登记为慈善组织；已依法登记为慈善组织满1年且符合治理等条件的，可以申请公开募捐资格。两项资格应当区分，不能以是否属于慈善组织直接推定其能否开展公开募捐。
变化二：直接登记制度改革深化
基金会直接登记，是指在条例规定的特定公益领域，发起人可以不经业务主管单位事先审查同意，直接向有权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新条例第7条规定，对扶弱济困、扶老助残、恤病助医、救孤助学、赈灾5个领域的基金会，可以由发起人申请直接登记，登记管理机关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设立直接登记的基金会，应当明确一个行业管理部门。直接登记的具体办法由省级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民政部门备案。
对于其他设有业务主管单位的基金会，新条例第5条将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规定为设区的市级以上民政部门，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在设区的市级民政部门的登记路径仍然保留。
变化三：理事关联交易由禁止转向分类管理
旧条例第23条规定，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所在基金会发生交易，理事个人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关联时还应回避决策，整体上对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的关联交易采取了原则禁止的态度。在此问题上，新条例一方面明确扩大了关联交易范围，将发起人、捐赠人等纳入其中；另一方面进一步细化监管，对于理事相关交易，监管重点由禁止转向利益冲突识别、决策回避与信息公开，通过实质审查交易的必要性与公允性来实施个别管控，同时明确设置了“向基金会捐赠”的例外。
变化四：信息公开制度进一步强化
旧条例关于信息公开的规定主要围绕年度工作报告展开。新条例将信息公开扩展为独立的第5章，共5条，体现了监管对于基金会治理透明的高度关切。第55条规定基金会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建立的统一信息平台公开基本信息、募捐、公益项目、重大资产变动及投资、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关联交易行为等情况，上述信息有重大变更的应当及时公开。“及时公开”的时限与实现办法，以及现有信息平台如何衔接这一新的法规要求，有待进一步明确。
变化五：理事会决议门槛提高
新条例将表决通过的计算基数由“出席理事”改为“全体理事”，因此不再因实际出席人数减少而相应降低所需同意票数。以15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为例，普通决议至少需要8票同意，新条例第26条第1项至第5项列明的重大事项至少需要10票同意。即使部分理事缺席或因利益冲突回避，也不会降低上述同意票数要求；同时，会议仍须满足第27条规定的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的条件。
这一变化提高了基金会形成有效决议的难度，特别是在关联关系较为集中的理事会中，回避人数较多可能使重大事项难以通过。新条例第28条还规定，1名受托人一次会议只能接受一名理事委托，代为出席人数不得超过出席理事会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存量基金会宜相应修改章程中的表决规则，并完善会议组织、回避和委托出席管理。
变化六：监事会制度法定化
原条例要求基金会设监事，但未强制设立监事会。新条例将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以及有3名以上监事的基金会纳入监事会强制设置范围，并规定监事会人数与会议要求。尚未设立监事会的相关存量基金会，应当评估现有监督机构设置并安排调整。
变化七：负责人任职条件进一步细化
新条例对负责人任职年龄、连任届数和职数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并明确负责人任职前公示等制度。存量基金会应结合负责人选任、换届安排和章程规定核查相关条件；涉及现任人员任期衔接的，还需要关注主管机关的具体实施要求。
变化八：增加发起人的责任与筹备期间限制
在既有的基金会发起设立实践中，时常有主要发起人负责基金会原始资金出资和设立阶段的相关工作，但在基金会设立后基于种种考虑“退居二线”，不再参与基金会的日常治理。新条例实施后，这一路径将受到一定限制。
第9条还要求发起人对登记前的筹备活动负责，禁止在筹备期间以拟设基金会名义开展无关活动或者面向非特定对象发布筹备信息和筹款信息。这些要求使发起人的责任从出资与设立手续进一步延伸至筹备行为和初始治理。
对于企业、家族或其他机构发起的基金会，主要发起人本人或其委派代表需要担任首届理事会负责人，不能在设立时即完全退出治理层。不过，该条并未要求主要发起人长期任职或者负责日常运营；基金会仍可通过合理安排理事会职务和专业执行团队，在履行初始治理责任的同时实现专业化运营。
变化九：年末净资产底线与公益支出标准强化
新条例首次将年末净资产与基金会设立登记时适用的法定注册资金标准直接挂钩，形成持续存续的财产要求。需要注意的是，新条例要求维持的年末净资产底线，是基金会设立时适用的法定注册资金标准，而非实际出资金额。例如，法定标准为400万元，即使设立时实际出资1000万元，年末净资产维持标准依然是400万元。
对于存量基金会，应结合设立时适用的法定标准测算年末净资产，并评估公益支出、保值增值投资对财务状况的影响，尤其因注意协调公益性支出比例与年末净资产的要求。
变化十：明确规定理事异议免责规则
新条例在延续理事决策赔偿责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异议理事的免责规则。对于理事个人而言，是否在表决时明确表达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将直接影响其日后能否免除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使会议记录不再仅仅作为基金会内部治理的程序性文件，也成为认定理事个人责任的重要依据。实践中，基金会应当如实记录会议出席情况、表决结果及理事的不同意见，并按照新条例第29条的要求，由出席理事及受托人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理事个人也应更加重视异议的及时表达和书面留痕，以便在发生争议时准确界定自身责任。
结 语
回望2004年以来基金会制度的发展，此次修订的意义，一方面在于衔接上位法的既有规定、补充若干治理制度，另一方面在于推动基金会在既有准入管理和章程自治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以法定治理结构、透明决策和责任约束为支撑的运行秩序。
我们认为，基金会承载的是社会资源对公共利益的长期投入。如何既保护公益财产，又为公益创新保留必要的组织活力，是制度建设始终需要面对的命题。新条例强化监管，也回应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公众为何能够持续信任由私人捐助形成、却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独立组织。
持续的公众信任，既需要发起人的公益初衷，也需要清晰的治理规则、透明的运行过程和明确的法律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条例的实施既是基金会合规义务的细化与升级，也是公益慈善行业进一步积累制度信任的契机。真正成熟的基金会治理，应当让规则成为公益使命的支撑，使社会捐赠能够持续、稳健地转化为公共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