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许可证视角下越界采矿的责任认定与合规启示
安全生产许可证视角下越界采矿的责任认定与合规启示
实践中,安全生产许可证视角下矿山企业的“越界采矿”行为主要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是仅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证载明的许可范围,但未超出采矿权登记的开采区域;二是既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证范围,又超出采矿权登记的开采区域。之所以会出现第一种形态,大多是因为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证载范围通常以经审查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为依据,可能仅覆盖特定的生产系统、标高区间乃至特定矿段或煤层,与采矿权登记的开采范围并不必然重合;随着开采活动向深部或周边延伸、改扩建工程陆续投产,矿山企业在“两证齐全”的情况下,仍可能越过安全生产许可红线。本文结合矿山安全生产领域最新的政策法规,对上述两种违法形态的责任认定框架进行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合规建议。
一、我国矿山安全生产领域的监管趋势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两办《意见》”),该意见成为此后一个时期矿山安全监管政策的总纲领。两办《意见》围绕严格矿山安全生产准入、推进矿山转型升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等方面提出一系列要求,其中明确:“对未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矿产资源开采的,越界开采、以采代建、持勘查许可证采矿且拒不整改的,与煤共(伴)生金属非金属矿山经停产整顿仍达不到煤矿安全生产条件的,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且拒不整改仍然生产建设的,或者经停产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依法予以关闭取缔。”可以看出,“无证开采”“越界开采”已被明确定性为应当关闭取缔的高危违法情形。
2026年5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对矿山安全领域基础性法律制度进行系统性修订。其中第八十一条拟规定:“【对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对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范围擅自进行矿产资源开采活动的,责令停止开采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采出的矿产品,以及直接用于违法建设和采掘作业的工具、设备;违法所得在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相较于现行《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十九条“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幅度,征求意见稿不仅将“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范围”与“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列为独立的违法情形,处罚力度亦大幅提高,后续监管存在进一步趋严的可能。
2026年6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的指导意见》(矿安〔2026〕77号),将两办《意见》提出的要求细化为覆盖“人、机、环、管”全链条的可操作规则,其中规定:矿山及其上级企业主要负责人(含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非煤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每月在生产现场履职不少于10个工作日,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每月到煤矿现场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少于1次;矿山企业应当建立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一库四机制”,主要负责人应当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每月到现场组织排查;每3年开展一次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未查清和治理到位的区域严禁采掘;同时要求强化行刑衔接,依法惩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行为。
同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印发《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生产矿山采掘(剥)施工队伍的意见》(矿安〔2026〕78号),明确非煤地下生产矿山须于2027年5月1日前、非煤露天生产矿山须于2028年5月1日前完成自建队伍或者整体托管;到期未完成的,将依法依规责令停产整顿。同时规定:自建队伍的方式主要包括自招采掘(剥)施工人员,整建制接收采掘(剥)施工单位人员,与采掘(剥)施工单位共同组建控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使用同属一家上级公司的专业化施工队伍等,并鼓励非煤矿山根据自身实际,选择上述方式逐步实现队伍自建。
在上述监管背景下,重新审视“越界采矿”不同违法形态的责任边界,特别是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证范围开采的法律后果,对矿山企业而言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二、“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证范围但未超出采矿权范围”的责任认定
依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相关规定,国家对矿山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矿山企业应当在许可范围内组织生产,超出许可范围的作业,实质上属于未依法取得相应许可而从事生产。矿山企业如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范围组织采矿(常见情形包括超出许可标高下限继续向深部开采等),其行为虽未直接侵害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和他人矿业权,但已构成对安全生产许可制度的违反,可能触发以下法律责任。
(一)行政责任层面
首先,现行法律法规并未针对“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范围擅自采矿”的行为设置专门的法律责任。但依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十四条“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不得降低安全生产条件,并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接受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加强对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的监督检查,发现其不再具备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第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对于矿山企业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范围开采的部分,因其并未取得相应的安全生产许可,在监管实践中存在将其认定为“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并按照上述规定予以处罚的法律风险。同时,如监管机关认定矿山企业超出许可范围开采的行为表明其不再具备法定安全生产条件的,则还可能依据相关规定,对其已取得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予以暂扣或者吊销。
就煤矿企业而言,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的《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已经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三)不具备本实施办法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第四十二条规定:“发现有下列擅自进行煤矿生产行为之一的,依照《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的规定,责令立即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和开采出的煤炭以及采掘设备;违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同时,就非煤矿山企业而言,《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条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非煤矿矿山企业不再具备本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之一的,应当暂扣或者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第四十二条规定:“非煤矿矿山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的;……”上述规定系煤矿、非煤矿山领域对《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具体落实。
其次,除上述行政处罚外,矿山企业还存在被依法关闭取缔的风险。实践中,如矿山企业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范围开采的行为被查实且拒不整改,或者经停产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即落入两办《意见》明确列举的“依法予以关闭取缔”的情形。此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一)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一百八十日内三次或者一年内四次受到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二)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三)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四)拒不执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作出的停产停业整顿决定的。”等规定,关闭取缔除有政策依据外,亦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如矿山企业存在上述规定情形的,在关闭的同时将依法吊销有关证照,并对主要负责人施加任职限制。
再次,在信用惩戒方面,依据《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1号)第七条“下列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但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生产经营单位或者机构及其有关人员,应当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一)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许可或者许可被暂扣、吊销期间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第八条“应急管理部门对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对象可以采取下列管理措施:(一)在国家有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部门政府网站等公示相关信息;(二)加大执法检查频次、暂停项目审批、实施行业或者职业禁入;(三)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等基于诚信的管理措施;(四)取消参加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的评先评优资格;(五)在政府资金项目申请、财政支持等方面予以限制;(六)法律、行政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管理措施。”等规定,在实践中,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存在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并被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法律风险。
最后,就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个人责任而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第九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给予撤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受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八十的罚款;(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一百的罚款。”等规定,实践中,如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证范围组织开采活动,除矿山企业层面的行政处罚外,其本人亦可能面临被责令限期改正、撤职、从业禁止乃至按事故等级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等个人责任。
(二)刑事责任层面
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危险作业罪】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三)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的。”的规定,实践中,如矿山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之外的区域组织开采,被认定为属于该条第(三)项所列情形的,则相关责任人员存在被以危险作业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风险。
需要说明的是,危险作业罪系具体危险犯,以“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为构成要件,不要求实际发生危害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2〕19号)第五条“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规定情形之一,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构成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至第一百三十九条等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犯罪的,依照该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如违法行为尚未造成实害后果但具有现实危险的,按危险作业罪处理;如违法行为已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则按重大责任事故罪等更为严重的罪名进行定罪处罚。
实践中,如矿山企业在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范围开采期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其责任将显著加重。在行政责任方面,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八条,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的,属于《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情形,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罚款数额的2倍以上5倍以下对事故发生单位处以罚款。在刑事责任方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2号)第十二条,实施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未依法取得安全许可证件或者安全许可证件过期、被暂扣、吊销、注销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从重处罚。
此外,矿山企业超出许可范围的开采活动,如同时伴随安全设施设计未经审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审批、建设项目未依法办理核准或者备案手续等情形,还可能分别违反矿山安全、环境保护、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等领域的法律法规,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如相关违法行为情节严重,亦不排除被追究相应刑事责任的可能。
三、“既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证范围也超出采矿权范围”的责任认定
鉴于超出安全生产许可证范围开采与超出采矿权登记的开采区域开采分别侵害了安全生产监管秩序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管秩序两项不同的法益,矿山企业在此种情形下,除需承担上述安全生产责任外,还需进一步承担破坏矿产资源开采秩序的法律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年修订,以下简称“《矿产资源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开展矿区生态修复,违反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土地管理、林业草原、文物保护等法律、行政法规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处罚。”该规定进一步印证了两套责任体系并行不悖的基本思路。
(一)民事责任层面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产资源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6〕2号)第十三条“因越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矿业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实践中,如矿山企业超出采矿权登记的开采区域开采并进入相邻矿业权人的矿区范围,相邻矿业权人可请求其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关于上述赔偿损失的范围,该解释第十四条规定:“采矿权人请求侵权人赔偿因越界勘查、开采造成的下列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侵权人越界勘查、开采获得的矿产品价值;(二)侵权行为致使采矿权人按照批准的矿山初步设计、安全设施设计或者开采方案可以采出而无法采出的矿产品价值;(三)侵权行为致使采矿权人增加的开采成本、矿区生态修复费用。采矿权人请求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前款规定的矿产品价值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探矿权人请求侵权人赔偿因越界勘查、开采增加的勘查成本、恢复费用以及依法可以获得的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值得关注的是,民事赔偿的范围并不限于越界采出的矿产品价值,还包括相邻矿业权人因越界开采而“无法采出”的矿产品价值以及增加的开采成本、生态修复费用,赔偿数额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行政责任层面
依据《矿产资源法》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采矿权开采矿产资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直接用于违法开采的工具、设备以及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并处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采出矿产品或者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不足十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超出采矿权登记的开采区域开采矿产资源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拒不停止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原矿业权出让部门可以吊销其采矿许可证。”的规定,实践中,如矿山企业存在超出采矿权登记的开采区域开采的行为,可能面临被相关主管部门没收违法开采的工具、设备以及违法采出的矿产品,被处罚款,被责令停业整顿,甚至被吊销采矿许可证等法律责任。
同时,依据《矿产资源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原矿业权出让部门可以吊销其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一)未按照经批准的勘查方案、开采方案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作业;……”的规定,矿山企业超出采矿权登记的开采区域开采,通常意味着其在许可范围外的开采作业事先未纳入经批准的开采方案,如因此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则可能同时受到破坏性开采矿产资源的行政处罚。
值得关注的是,就煤矿企业而言,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五条“煤矿企业超越依法确定的开采范围采矿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擅自开采保安煤柱或者采用可能危及相邻煤矿生产安全的决水、爆破、贯通巷道等危险方法进行采矿作业的,责令立即停止作业,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煤矿企业除不得越界开采外,还对相邻矿业权人负有更为严苛的安全保障义务,否则将面临相应的处罚。
此外,在信用惩戒方面,依据《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第13号)第十五条“矿业权人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依法受到较重行政处罚的,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将其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前款所称较重行政处罚包括:(一)依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按照从重处罚原则处以罚款的;(二)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三)一年内因同一矿业权受到两次及以上行政处罚的;(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较重行政处罚。”、第十六条“……(二)超越登记的期限、范围勘查、开采矿产资源,依照《矿产资源法》及矿产资源管理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受到较重行政处罚的;……”、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的矿业权人,可以实施下列管理措施:(一)不得参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的评优、评先活动;(二)列为重点监管对象,依法严格监管;(三)在自然资源管理行政程序中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四)在矿业权人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参与矿业权竞争性出让时作为不利考量因素;(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管理措施。”等规定,如矿山企业因越界开采受到较重行政处罚,将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并面临相应的管理措施。
(三)刑事责任层面
依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非法采矿罪】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5号)第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未取得采矿许可证’:(一)无许可证的;(二)许可证被注销、吊销、撤销的;(三)超越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或者开采范围的;(四)超出许可证规定的矿种的(共生、伴生矿种除外);(五)其他未取得许可证的情形。”的规定,实践中,如矿山企业超出采矿权登记的开采区域开采,存在被认定为“超越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或者开采范围”而构成非法采矿罪的刑事法律风险。
关于非法采矿罪的入罪标准,上述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实施非法采矿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十万元至三十万元以上的;(二)在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采矿,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或者在禁采区、禁采期内采矿,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五万元至十五万元以上的;(三)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四)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实施非法采矿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一)数额达到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二)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损害的;(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此外,依据《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条“单位犯本节第三百三十八条至第三百四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的规定,非法采矿罪属于单位犯罪,如构成该罪,矿山企业自身亦将面临被判处罚金等刑事责任风险。
四、对矿山企业的合规启示
结合上述监管趋势与责任认定分析,我们尝试提出如下实务合规建议,供矿山企业参考:
建议一:把许可边界作为矿山企业的技术管理红线。测量滞后、图实不符、深部开采边界管控缺位是越界采矿的直接诱因。实践中,不少矿山企业认为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即可一劳永逸,对许可范围与实际生产范围的一致性缺乏动态核对。对此,我们建议矿山企业将登记的矿区范围、批准的开采标高等许可边界作为技术管理红线,定期更新图纸,实现“证照—现场—图纸”三者联动核验。同时,在开采标高延伸、改扩建工程投产、生产系统调整等任何可能触及许可边界的事项发生前,应先行评估是否触发许可变更义务,并在法定时限内办理完成变更手续,从技术与法律两个层面杜绝越界采矿。
建议二:及时整改违法行为,避免因信用惩戒导致矿山经营整体受限。如前文所述,矿山企业的越界开采行为如被查实处罚,可能同时落入安全生产与矿产资源管理两项失信惩戒措施的规制范畴,面临违法信息公示、执法检查频次增加、项目审批暂停乃至在矿业权竞争性出让中受到不利考量等诸多不利后果。对集团企业而言,一家成员矿山被列入失信名单,其影响可能波及集团整体的融资授信与招投标安排。对此,我们建议矿山企业在越界开采行为发生后,应立即停止相关作业、全面评估影响范围,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尽可能降低越界采矿对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同时,将矿山信用合规纳入集团合规管理体系,建立失信风险预警与信用修复机制。
建议三:把矿山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到“关键少数”的履职核心范畴。从《安全生产法》到矿安〔2026〕77号文,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链条不断延伸。从现场履职天数、带班下井次数、重大事故隐患排查督办等履职要求,到按事故等级罚款、任职限制、撤职处分乃至刑事追责等惩戒措施,矿山安全生产责任已穿透至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个人层面。对此,我们建议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对照现行法律法规逐项自查履职情况,建立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分级管控台账,及时更新履职记录,并将相关履职文件留痕存档。
总体而言,矿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的转型已成定局。对矿山企业而言,越界开采已不再是可以通过补办手续化解的“程序瑕疵”,而是足以引发高额罚款、信用惩戒、吊销证照乃至刑事追责的系统性风险。唯有把许可边界当作管理红线、把安全责任落实融入日常经营,方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