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亿元跨境股权投资洗钱案的无罪判决
四亿元跨境股权投资洗钱案的无罪判决
该案历时逾两年,审讯长达24天,涉案金额更高达4亿余元人民币。案件不仅涉及了跨境股权代持安排、资金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流转,以及与内地国有企业及相关人员有关的指控,审讯期间更出现了罕见的跨境遥距聆讯作供安排。由于本案证据横跨两地、资金流向复杂,法庭在历经长期审理后作出的无罪判决,为观察香港普通法制度如何处理涉及内地因素的复杂跨境刑事案件,以及“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提供了一个具参考性的实质范例。
一、案件背景与控方指控
根据香港法例,如有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财产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代表任何人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而仍处理该财产,即属洗黑钱。基于本案的案情,控方如要证明洗黑钱罪名成立,需证明被告的涉案股份及其后所得与上游罪行(Predicate Offence,即产生涉案财产的原始犯罪)有所关联。控方指控本案的上游罪行为内地的贿赂行为(bribery):
背景人物
关键人物吴某自1997年起获委任管理国有烟草企业,担任总经理,负责该国有烟草企业的营运与采购决策,直至2018年退休。由于其国企领导身份,吴某在法律上被视为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收受利益。
股权代持指控
控方称,国有烟草企业之供应商X持有之公司于2010 年前后以一家上海的科技公司投入锂电池相关业务。吴某看好其潜力欲入股,但为隐瞒官职身份,安排其好友——新加坡籍被告代为持有7%股份。被告遂在2014年安排Y持股,其后将代持股份全数转让被告。
洗黑钱指控
控方指2019年,涉案股份被上述上海科技公司以逾约4亿元人民币回购,款项于2020年至2021年分批存入被告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控方主张被告明知涉案股份及其后所得款项涉及吴某受贿所得,指控其犯有洗黑钱罪。
二、辩方突破与法庭裁决理由
被告选择出庭作供,坚称涉案资金完全属于其个人正当商业投资,与吴某无关。香港区域法院暂委法官在详细分析控辩双方证据后,采纳辩方立场,裁定被告无罪:
上游罪行缺乏实质可呈堂证据
在本案中,洗黑钱控罪成立的前提是证明财产与上游罪行有关联。被指控受贿的关键人物吴某并未出庭。控方主要依赖获豁免起诉的供应商X的证供,试图证明被告实际上是吴某的代表。但法官指出,X的证供最多仅能证明其主观上“相信”被告是吴某的代表,控方未能提出任何实质、可呈堂的客观证据支持股份属贿赂所得。
交易符合正当商业逻辑,不符行贿常理
法庭亦详细考虑了涉案股权交易的实际商业背景,以及交易是否符合一般商业活动的逻辑。法庭指出,涉案的股权交易细节与一般的行贿、受贿逻辑存在严重背离:
若为行贿,吴某既然掌握国有烟草企业的采购大权,大可直接向供应商X索取免费股份或仅象征式支付低价。但本案中,被告或吴方却真金白银支付了巨额资金来收购股份。
X虽声称不敢得罪吴某而屈从,但在实际交易中,X与被告在多个阶段就持股比例、股价等问题进行了反复且实质的商业谈判,而非盲目听从吴的单方面安排。
自案发前几年(2014年起),该公司经历利润起伏、资本增资以及漫长的股份回购价格谈判。被告在电邮中提及“愿意赌一把”以应对新技术风险,反映这是一次真实的、承担商业风险的投资行为,而非仅为掩盖黑钱而作的虚假合约安排。
资金流向清晰,无黑钱回流证据
辩方提出证据显示回购款项(约4亿元)未曾流入吴某手中。被告详细交代了卖股款项用于支付员工红利、公司营运资金及合作伙伴等。法官认为资金流向合乎常理,若属黑钱,被告不可能将资金分散予众多无关人士而增加暴露风险。
口供微小瑕疵不影响整体可信度
控方质疑被告在香港廉政公署录影会面(VRI)与法庭证供存在微小矛盾,如对吴某官员身分的认知。法官接纳辩方立场,强调VRI必须置于具体问答语境中解读,相关微小不一致不足以削弱被告证供的整体可信性。
三、跨境证据与遥距作供
除了洗黑钱控罪本身,本案另一值得关注之处,是审讯中涉及的跨境证据及远程视像作供安排。控方申请三名身处内地的证人通过远程视像方式作供。由于证人身处另一司法管辖区,辩方就证人作供时是否可能受到不当影响,以及如何确保审讯公平等问题提出质疑。法庭最终批准有关远程作供申请,但同时设置了相应的程序保障,包括要求有关聆讯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庭内进行,并由该院的法官现场监督。
这一安排体现了跨境刑事案件中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一方面,现代科技及司法协作能够便利身处不同司法管辖区的证人参与香港刑事程序;另一方面,当证人身处香港以外地区时,法院仍需要考虑如何确保作供过程的完整性、证据的可靠性及被告获得公平审讯的权利。因此,法院在批准远程作供的同时,亦需通过指定作供地点及监督机制等方式,降低有关程序风险。
四、跨境商务与合规实务启示
本案判决为跨境投资、商业代持及刑事防御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务指导:
保存尽职调查与商业记录
被告胜诉的关键在于完整保存了早期的考察记录及会计师谘询凭证,以及展现实质谈判的往来邮件。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及存档往来邮件是应对刑事指控的最佳防线。因此,在进行涉及境内外主体、代持股份或跨境资金安排等复杂交易前,应事先进行严格的合规评估与法律意见审查,并保存完整的交易文件、往来记录及尽职审查资料,以于日后争议发生时,能有效证明交易的商业实质与正当性,防范法律风险于未然。
划清商业代持与非法洗钱界线
在本案中,被告作为新加坡国籍人士,透过好友代为持有股份。事实上,受限于外资准入或监管,委托代持(Nominee Shareholding,即实际出资人委托他人以名义所有人的身份代为持有股权或资产、并代为行使相关法定权利的法律安排),在内地属常见商业安排。单纯的代持或因身份限制使用代持人,不等同于清洗黑钱。只要具备真实对价、商业谈判与合法资金来源,仍属正当商业投资。
五、从本案窥探一国两制与司法独立
本案另一个值得观察的层面,是其所涉及的内地因素与香港普通法刑事审讯制度之间的互动。本案涉及内地国有企业、内地相关人员、跨境股权安排及资金流动,部分证据及证人亦来自内地。而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法院仍然需要按照适用于香港刑事案件的法律原则,独立审视控辩双方所提出的证据。
从判决所涉及的证据分析可以看到,法庭并没有因为案件具有跨境或内地背景而降低控方所承担的举证要求。对于控方依赖的证人和证供,法庭仔细考察其是否足以证明涉案股份与上游犯罪之间的实际联系;对于交易本身,法庭亦从商业逻辑、资金流向及其他客观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换言之,本案的意义并不单单在于案件最终作出无罪裁决本身,而在于其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说明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法院在处理具有内地及跨境因素的刑事案件时,仍按照香港普通法刑事司法制度所适用的证据及举证原则进行审理。
本案的远程视像作供安排亦进一步体现了跨境司法协作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运作方式。虽然部分证人身处内地,并在内地司法场所完成作供,但有关证据在香港刑事审讯中的可接纳性以及能否支持控方指控,仍由香港法院按照香港法律独立判断。换言之,本案所展示的并非两个法律制度的简单融合,而是在不同制度各自运作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司法协作,使跨境证据能够进入香港的司法程序,同时维持香港刑事审讯所要求的程序保障。
从更广的制度层面而言,跨境案件往往涉及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制度、执法机关及证据来源。本案的审讯过程显示,在跨境司法协作可以便利取证的同时,香港法院仍会就相关证据能否支持控方的指控作出独立判断。这为观察“一国两制”下香港司法制度如何处理涉及内地因素的复杂案件,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具体案例。
延伸讨论──蒋某案 STCC3163/2025
这种对于司法程序与证据准确性的严格要求,绝非本案这类巨额跨境刑事案件所独有,而是香港普通法制度下保障公平审讯的普遍基石。
近期在沙田裁判法院审结的另一宗备受舆论关注的“优才计划假学历案”(蒋某案),便与本案形成了互补对照。该案被告蒋某被指控在申请香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时递交虚假的泰国大学硕士证书。尽管打击假学历属特区政府近期高度重视的政策重点,但法官在审讯中依然坚守无罪推定与严格举证原则。在辩方有力挑战被告口供的自愿性与准确性后,裁判官裁定剔除被告的招认,并直指入境处的口供纪录“千疮百孔”。由于控方在失去该关键招认后根本无法证案,法庭最终裁定案件表证不成立,被告两罪罪脱
虽然该蒋某案的事实及所涉法律问题与本案并不相同,但两案均说明,在刑事诉讼中,控方指控的严重程度本身并不会取代法院对证据可靠性、可呈堂性及举证标准的审查。法院亦不会因为案件涉及公共利益、跨境因素或其他敏感背景,而降低对控方证据的审查要求。
从“一国两制”的角度看,这种制度安排的优势在于,香港能够在国家整体框架下,继续按照普通法制度所确立的司法程序及证据规则,独立审理案件。无论案件涉及跨境资金、内地因素,还是入境及身份申请,法院均以可呈堂证据及适用的法律标准为基础作出判断,而不是仅凭案件背景或社会观感推断责任。
对于跨境企业及个人而言,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涉及复杂商业交易、跨境资金或不同司法管辖区的调查,并不意味着法院可以仅凭交易背景或关联关系推断犯罪。最终仍须回到具体证据及适用的法律标准。这种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兼具跨境协作能力与独立司法审查的制度特点,正是香港处理复杂跨境案件时的重要优势。
结 语
这一案例说明,洗黑钱指控不仅须关注资金金额及流向,还须证明涉案财产与上游犯罪之间的联系,并结合交易的真实商业背景。远程作供安排则反映了跨境司法协作与公平审讯之间的平衡。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法院仍按照普通法刑事程序及举证标准,独立审查控辩双方的证据。对参与跨境业务的企业及个人而言,应从交易初期重视合规审查,妥善保存交易及资金资料,并在面对调查时及时寻求法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