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世界首部介绍互联网时代司法创新发展的白皮书-《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白皮书。2019年12月5日，25个国家和地区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大法官、专家学者以及互联网企业代表，会聚浙江乌镇，参加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的首次世界互联网法治论坛。这一系列举措证明互联网已经对现有司法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这一影响无疑随着中国互联网大国的优势将逐步展现在商事诉讼的方方面面。

一、互联网法院开启庭审2.0时代

2017年8月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成立。2018年9月9日、9月2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先后成立，集中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特定11类案件，包括：互联网购物、服务合同纠纷；互联网金融借款、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互联网著作权权属和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互联网侵权责任纠纷；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纠纷等。自此，当事人及代理人可以享受足不出户完成整个案件审理的体验。从笔者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和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案件代理经验来看，互联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高效性上已经极大地区别于传统审理模式，只需要按部就班完成身份认证后，上传材料和联系法官都远比传统模式更方便。通过以下数据[1]也足以说明互联网法院的优势和影响。

此外，在互联网法院建设不断深化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全国范围布局推进互联网司法工作。天津、上海、湖北、江苏、四川、福建、贵州等地法院，结合辖区内互联网纠纷和互联网产业特点，也积极组建了互联网审判庭、合议庭或审判团队，为构建全国互联网审判专业化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2]

在此次肺炎疫情期间，互联网法院也成为了运行最为稳定的地方，在各地法院纷纷暂缓现场立案、开庭的特殊时期，仅2020年2月3日至2月5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99件，办结案件104件[3]，保障了司法审判工作安全有序进行，真正做到了实体正义不受程序影响。

二、移动微法院协助开辟案件第二战场

201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浙江法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在北京等12个省区市辖区内法院全面试点"移动微法院"，截至2019年10月31日，移动微法院注册当事人已达116万人，注册律师73200人，在线开展诉讼活动达314万件。[4]部分省市法官已经将移动微法院作为日常办案工具，笔者最早在代理杭州中院管辖的案件中使用了移动微法院，大大节省了和法官之间沟通的时间成本，特别是在执行过程中，杭州中院的执行法官通过网上约谈、提交电子签名的方式省去了笔者赴法院谈话、签署笔录的时间，给外省市的当事人与代理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目前，移动微法院各项功能已经被逐步应用，例如北京三中院于2019年8月6日首次利用"移动微法院"成功协助当事人办理跨域立案。

在此次肺炎疫情期间，移动微法院以及互联网智能化服务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法院纷纷启动了网上开庭、网上立案等流程，例如北京市一中院、上海金融法院都通过云间网上视频庭审系统完成了开庭审理。

笔者相信，在现有"互联网+审判"的创新模式下，无论是互联网法院还是移动微法院，其便利、高效的特点一定会被持续开发、应用，由其在这个特殊时期，互联网充分发挥了积极功能，已经证明了其建设成果和价值。相信在2020年，互联网将与商事诉讼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以满足社会的多元司法需求。

每年，各地法院都会针对不同领域发布司法白皮书及十大案件，选取的案件往往都同时具备典型性和争议性，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时下法律热点及法院审判趋势。笔者也将结合各级法院发布的十大商事案件，与各位一同回顾近年商事诉讼走向。

一、2019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商事案件

2020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19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商事案件。这十大案件涉及担保合同纠纷、股权转让纠纷、关联交易损害赔偿纠纷等时下热点，笔者简要提炼整理如下：

通过审阅，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案件释放的几个重要信号，第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会议纪要》"）应当被重点关注。《九民会议纪要》的内容正是时下商事案件的疑难、热点问题，例如案件一和案件二正是《九民会议纪要》第二章第（六）部分"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内容，再例如案件七与《九民会议纪要》第七章"劣后级受益人的责任承担"的内容一致。因此，读懂、读透《九民会议纪要》对今后处理商事诉讼至关重要，特别是处理疑难、复杂案件时，在个案证据准备和诉讼思路设计上也需注意与《九民会议纪要》保持一致。

第二，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更加重视法律合规，对于前期不合规的行为，应当予以及时补救，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例如案件一和案件二，公司担保必须经过合法程序，不再单单是一枚公章就能决定的，再例如案件五，上市公司应当严格遵守证券法及相关规定，否则将面临承担民事责任的风险。目前尚有一些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在日常经营中因心存侥幸或疏于管理而不重视行为的合规性，往往使得自身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案件的处理方式更加多元、灵活，例如案件五，杭州中院通过示范判决与集中调解的方式，帮助大量投资者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快速获得损失补偿，大大降低了维权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再例如案件八和案件九，都是法院在合法前提下，采用债务分段清偿、关联企业程序合并等举措灵活处置，最终盘活了企业，体现了法官的智慧。

第四，当下仍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例如案件四，法院没有机械地解读《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中有关必须抄录的规定，而是从公平原则及适当性义务出发，给予视力残障人士保护。再例如案件五，证券民事诉讼涉及投资者人数众多，但单个投资者起诉成本高、起诉意愿不强，杭州中院通过示范判决与集中调解的方式，保护了众多投资者利益，也符合新修订的证券法关于"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规则。

二、十大案件背后的大数据

除最高人民法院外，多家法院也发布了十大案件及白皮书，比如2019年7月29日，上海高院发布了2018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内容包括《2018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商事审判情况通报》《2014-2018年上海法院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审判情况通报》以及《2018年度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笔者整理了各项数据：

上海法院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显示，2018年上海法院受理的金融商事案件呈现五大特点：新类型案件和与金融市场交易规则确立相关的案件不断涌现、信用卡纠纷案件标的金额增幅较大、融资引发的案件数量增多且呈多样化趋势、保理案件数量呈大幅增长态势、涉众性金融商事案件数量较多。[5]

2019年4月18日，广州中院发布《涉民营企业商事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2016-2018）》，同时公布了2018年度"十大"商事典型案例。笔者也整理了相关数据：

《涉民营企业商事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2016-2018）》显示，广州中院三年共受理涉民营企业商事纠纷案件7162件，纠纷类型相对集中，主要为合同纠纷，占比高达85.81%，其次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占比为8.66%。审理周期上呈缩短趋势，由2016年的117天缩短为2018年的90天，平均审理周期97天。[6]

此外，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于2019年9月发布了《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显示2013年1月至2019年6月，上城区法院受理各类金融商事案件9818件，涉案标的金额达173.18亿余元，案件数量总体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法庭对这近万件金融商事纠纷案件进行全面梳理后，分析归纳出金融商事案件呈现出的五大特点：金融借款合同案件量在各类金融商事案件中占比最高，达39.66%；信用卡案件量波动较大，诉讼标的额大幅上涨；银行汽车消费贷款担保责任追偿权案件量逐年递增，年平均涨幅107.29%；传统小额借款合同案件量减少，涉互联网金融案件量以年平均228.5%的增幅快速攀升，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自2016年以来呈明显下降趋势。[7]

笔者还检索了其他法院发布的各类商事案件数据，总体来说案件的数量、标的、复杂性都呈现上升趋势，也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司法制度逐步完善的情况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近两年商事案件的增速已开始放缓，而在司法部政府网2019年3月7日发布的《2018年度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统计分析》中，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42.3万多人，比2017年底增长了14.8%。律师人数的高速增长将进一步稀释服务空间，也将推动行业内部的良性竞争。在此环境下，律师应当更加注重自我提升，尤其是年轻律师，只有夯实基础才能厚积薄发。

随着立案制度的深化性改革和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法院受理的案件呈现井喷式增长，一线法官承担审判任务过重，急需切实有效的机制来缓解这一情况，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蓬勃发展起来的。2019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召开的全国法院贯彻落实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精神专题会议上强调，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是今年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笔者在2019年的一个切身感受是通过民事判决书结案的案件比例降低了，通过仲裁裁决书、民事调解书、和解协议等形式结案的案件比例则明显上升。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大事记

截至2018年底，全国各级法院设置专门的诉调对接中心2701个，专门工作人员13793名，建立特邀调解组织18206个。截至8月底，已有2146家法院接入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9797个专业调解组织和49752名调解员，在线调解成功率达58.14%。[8]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应注重律师综合能力提升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将给律师行业带来积极影响，一方面，律师调解制度大有可为，笔者曾全程参与了2017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与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等机构共同探索设立的"特邀律师调解员"制度，充分感受到了律师调解在特定领域上的优势。从数据上看，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30日，浦东新区特邀律师调解员共调解案件2643件，成功率达85.97%，可见律师调解潜力巨大，相信在未来的探索与实践中，律师调解将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价值。

另一方面，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商事案件时，单纯搜集证据准备诉讼的模式已经逐渐不能满足客户的多元需求。打谈结合、多案并进的模式正在成为商事诉讼的惯用套路，这就需要律师不仅仅从法律层面上把控案件，还需要从商业利益、心理博弈等层面综合考量，为客户提供一揽子争议解决方案。从前只需要一纸诉状、一份合同就能打赢案子的情况将越来越少，只有将法院各类争议解决机制融会贯通、在策略和细节上都做到精益求精的律师才能充分应对新时代下的商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