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是法律的庆典，而辩诉交易则是法律在后巷进行的秘密交易。”

本系列上一篇（第六篇），我们介绍了“取消资格令”（“DQ令”）这一始终悬于董事头顶之利剑。一旦落下，轻则数年、重则十五年的事业禁入，足以终结任何一位高管的职业生涯。然而，在监管利剑的寒光与个人事业的绝境之间，香港法律实务中还存在一条名为 Carecraft 的隐秘通道——在“违规事实已无可辩驳”的终局之下，给涉事高管提供了一条旨在“认赔止损”的妥协之选。

这一程序源自英国判例，在香港历经多年实务锤炼，已演化为一套高度成熟的类似于刑事案件中的“辩诉交易”的机制。其核心逻辑在于：当被告的胜算已经十分渺茫且代价高昂时，理性的选择绝不是负隅顽抗，而是与监管机构达成共识，通过承认事实、接受惩戒，换取更短的禁期、更低的成本与可控的声誉损害。对于每一位身处公司治理雷区的董事与高管而言，理解 Carecraft程序，不仅是在法律绝境中寻找“软着陆”的航道，更是在跨境监管日益联动的今天，防范职业生涯遭遇“降维打击”的必修课。

本篇旨在带领各位读者穿透 Carecraft 程序的实务迷雾。我们将首先剖析其作为“效率博弈”与“止损艺术”的制度本质；继而深入其运作核心，审视当事人如何在一纸事实陈述书中与证监会展开精密博弈，以及法庭如何行使最终的独立裁量权；最后，我们还将警示这一“止损策略”的潜在副作用——尤其是对业务重心在内地的高管而言，在香港作出的程序性妥协，可能点燃内地刑事调查的引信。

一、 Carecraft程序：既定违规下的“效率博弈”与止损艺术

“人类受制于法律，法律受制于情理。”

在《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14条的严苛审视下，任何试图以“对内地业务不知情”作为防线的努力，在穿透式的监管逻辑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一旦DQ令落下，相关人士将被剥夺长达数年乃至15年内担任香港公司董事或参与公司管理的资格，这无异于一场职业生涯的“死刑”。

然而，法律的刚性威慑并不排斥程序上的理性博弈。在漫长的司法拉锯与渺茫的胜诉期望之间，Carecraft程序作为一种被广泛采纳、带有“辩诉交易”色彩的程序性路径，为陷入违规泥潭的当事人提供了一处法律意义上的“避风港”。

（一）程序本质：从“对抗性消耗”转向“共识性止损”

Carecraft 程序并非某种推翻定罪的法宝，而是一套在香港司法实务中高度成熟的审理模式。其核心逻辑在于：当事人意识到自己的违规事实已板上钉钉，与其在法庭上进行无畏的对抗，不如选择与证监会达成和解。

该程序最初源于英国判例 Re Carecraft Construction Co Ltd [1994][1]。在该案中，法院批准了基于双方议定事实、无需进行全面审讯即可作出取消资格令裁决的程序。香港沿袭并发展了这一做法，使其成为在DQ令申请中广泛采用的效率工具，旨在通过双方合作节省双方的诉讼成本与时间。

通过该程序，当事人与证监会就涉案事实、违规责任乃至建议的惩戒期限达成一份《事实陈述书》（Statement of Facts），并共同提交法院审批。这种模式将原本旷日持久的“对抗式”庭审，转化为一种基于共识的简易程序。

（二）取消资格令的“缓冲区”：为什么Carecraft是绝境下的最优解？

承接上一篇提到的DQ令风险，当董事意识到能证明自己“勤勉尽责”的证据不足，Carecraft 程序的实务价值便凸显出来，成为一种精准的止损管理工具，为违规者提供一条“软着陆”的航道。

• 争取缩短DQ期限的“议价红利”：虽然法庭拥有最终裁决权，但法庭通常会给予积极配合调查并承认商定事实的当事人一个显著的“折让”。与硬性抗辩失败后的顶格处罚相比，采用Carecraft 程序的当事人往往能争取到更短的DQ期限。

• 封堵声誉损害的“次生灾害”：在这一程序下，双方商定的事实陈述书（Agreed Statement of Facts）往往相对克制，其中的措辞有商量的余地。相较于公开庭审中可能被控方抖出的、更具毁灭性的不堪细节，Carecraft 有助于将负面信息的披露维持在可控范围内，避免当事人的声誉彻底崩盘。

• 时间与财务成本的“断舍离”：证券相关的失当行为的调查与诉讼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极高。Carecraft 为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尽早结案的机会，允许其从泥潭中抽身，将精力转向更具建设性的事务，而非在注定的败局中空耗资源。

二、 认赔止损的交易：Carecraft程序的实务逻辑与裁判准则

“法律绝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风浪而起变化一样，法律也因情况和时运而变化。”

——黑格尔

如果说DQ令是监管层对失职董事的“终极清算”，那么Carecraft程序则是这场清算中唯一合法的“交易”。在实务中，这一程序将会是一场围绕事实陈述书展开的精密博弈。

（一）案例透视：从“对抗”到“止损”的权衡

在实务中，Carecraft 程序往往是当事人在评估证据优劣与法律成本后的“战略撤退”。SFC v Tse On Kin and Others[2]一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操作范本。该案涉及某上市公司前主席通过欺诈手段在股份配售中暗中获利、违反受信责任的严重情节。回顾该案的处理路径，其策略的演变清晰地展示了当事人Tse On Kin如何在法律僵局中通过 Carecraft 程序完成从“对抗”到“止损”的转向。Tse On Kin起初态度强硬，提交了抗辩要点及多份誓词（affirmation）[3]，试图以此为自己博得一线“生机”。但在长达数年的拉锯后，面对证监会坚实的证据链，他最终选择同意采用Carecraft程序。这一决策的代价与收益是明确的——尽管他仍被判处了10年的DQ令并退还利润，但若非通过简易程序结案，面对欺诈这种严重指控，其面临的不仅可能是顶格的15年禁令，更可能是更高昂的惩罚性讼费。

本系列上一篇（第六篇）提到的2025年的“国际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案”[4]也提供了一个更具参考价值的注脚。罗嘉伟当时担任国家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财务总监（CFO）。证监会指控其在处理总额超过1.3亿港元的预付款项时，未能履行合理的审慎义务，导致公司资产被非法挪用。作为具备专业会计背景的高管，罗嘉伟起初并未选择积极配合证监会的调查，而是先采取了强硬的抗辩姿态。但在漫长的司法程序中，证监会通过对资金流的穿透式追踪，清晰勾勒出巨额资金如何在缺乏商业理由的情况下流向关联方。对于具有会计专业背景的CFO而言，这种“视而不见”在法律上极难通过“勤勉尽责”来抗辩。

本案的关键转折点在于：法庭批准了针对罗嘉伟的法律程序可以通过 Carecraft 程序处理。在这种模式下，罗嘉伟不再与证监会“死磕”事实细节，而是走了一条更“识时务”的路径，签署了《议定事实陈述书》，并接受证监会提议的DQ令。法庭最终根据这份议定陈述书认定：虽然罗嘉伟可能未直接参与欺诈，但他对异常资金流向的纵容，构成了对第214条下公司事务处理的不当行为。基于其在 Carecraft 程序下的配合，法官最终判令其取消董事资格（DQ令）为期3年，并支付42万港元的讼费。相比于那些拒绝配合、最终可能面临更高年限禁令及惩罚性讼费的同案被告，这一处理结果清晰地展现了 Carecraft 程序作为“止损出口”的制度设计意图。

（二）司法裁量：法庭如何审视这笔“交易”？

基于以上案例的直观介绍，我们可以将Carecraft程序在实践中的展开机制归纳如下：证监会与涉案高管就案件的重要事实达成一致并形成和解协议，并共同制定一份 Carecraft附表（即上文所述事实陈述书），提交法院；该附表载明双方无异议的事实、建议的取消资格期限以及董事的合作情况；在此基础上，双方共同请求法院据此作出裁决。

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必须清醒认识到，Carecraft程序下达成的和解协议仅仅是当事人与证监会之间的；对于法院而言，该和解协议的内容仅仅是建议性的、供参考的，法院并不受该协议的约束。法庭在批准这类和解协议时，仍然遵循着一套成熟的独立裁判原则：

• 权力不旁落：法庭明确，其作出的DQ令决定并不受双方协议的绝对约束。这意味着，法庭并非仅仅是协议的“橡皮图章”，而是拥有最终的裁量权。

• 独立的实质审查：法庭必须独立地判断，基于双方议定的事实，是否确实存在欺压、欺诈或不公平损害等第214条所指的情形。只有在法理逻辑成立的前提下，法庭才会进一步确定DQ令的范围与期限。

• 监管意见的“强指引”：尽管法庭保持独立，但在司法实务中，法官往往会高度尊重并参考证监会作为监管机构所达成的和解协议中对DQ令的范围与期限的建议。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议定的事实足以支撑处罚逻辑，法庭通常会采纳双方商定的处罚区间。

这种“证监会议定事实、法院独立定案”的双轨制，构成了 Carecraft 程序的运作基石。对于身处危机的高管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在《协议事实陈述书》的措辞上要慎之又慎，更意味着必须在第一环精准对齐监管的关注点，并预判司法审查的尺度，才能确保这份止损策略最终能够顺利闭环，化解职业生涯的“死刑”风险。

三、止损的边界：求情策略与跨境刑事风险的对冲

“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

——《淮南子·主术训》

（一）求情策略的红线：警惕“认赔和解”之后又“变相反悔”

当 Carecraft 呈请提交至法庭后，求情程序（mitigation）[5]是决定最终“刑期”长短的关键。然而，在SFC v Chen Li-jun and Others一案中[6]，香港高等法院给出了一个令许多法律从业者警醒的指引。

在该案中，尽管第一被告Chen Li-jun及其他多位被告已与证监会达成了 Carecraft 协议，但在随后的求情程序中，代表律师们仍提出了一系列理由——如违规不涉及个人诚信、未从中获利，甚至包括身体健康欠佳等（针对部分被告），试图争取比议定建议更短的 DQ令期限。法官对此给出了清醒的警示：法庭拥有独立裁量权，可以根据案情自行判断并判处与协议不同的期限。因此，Carecraft程序不允许当事人在签完协议后又反悔，请求法官“脱离”双方已达成的协议而给予进一步减刑。

（二）高管提示：警惕《协议事实陈述书》背后的“连环炸弹”

在 Carecraft 程序中，最核心的文件莫过于那份《协议事实陈述书》。对于业务重心在内地的高管而言，这份在香港签署的文件，极有可能成为内地公安机关发起刑事调查的“入罪指南”。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认知偏差：许多高管认为，即便自己在香港承认了“背信”或“疏忽职责”，那也仅仅是民事范畴的责任，而且仅仅停留在香港。但在现实的跨境执法环境下，这种想法有些天真。

内地《刑法》规定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尽管内地司法实践表明该罪名主要针对的是董事或高管背信损害内地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而非针对损害境外上市公司的行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和高管就全然不必担忧内地刑事追诉。在跨境监管协作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如果香港上市公司董事或高管的行为牵涉到内地关联方，尤其是一旦董事或高管在香港 Carecraft 程序中承认了“不当资金划转”等违规事实，且该笔资金的流出端或受损方涉及内地子公司，则极易触发内地的刑事调查，并被内地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转化为“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等刑事罪名。

这种从“行政/民事责任”向“刑事重罪”的降维打击，是跨境的证券合规议题中最不容小觑的“连环炸弹”。因此，在起草 Carecraft 陈述书时，内地律师与香港大律师的深度协同至关重要——必须确保每一句“承认的事实”，在不影响香港止损效果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规避在内地触发刑事检控的可能。

[注] 

[1] Re Carecraft Construction Co Ltd [1994] 1 WLR 172.

[2] SFC v Tse On Kin and Others [2023] HKCFI 2907.

[3] 笔者注：誓词是当事人或证人向法庭提交的书面陈述，需经宣誓确认内容真实，用于提供事实证据或支持抗辩主张。

[4] SFC v Li Hui and Others [2025] HKCFI 6449.

[5] 笔者注：“求情”是香港刑事法律体系中广泛运用的程序，在被告被定罪后、法庭判刑前进行的程序。被告或其律师会向法庭陈述各种理由，希望法庭在判刑时给予较轻的刑罚。

[6] SFC v Chen Li-jun and Others [2023] HKCFI 1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