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征求意见到规则落定——《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监管重点与合规应对
从征求意见到规则落定——《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监管重点与合规应对
引 言
2026年10月2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26年第49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正式稿”)。《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届时,实施八年多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7年第11号,以下简称“《办法(2017)》”)将同时废止。[1]
《管理办法》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国务院令第837号,以下简称“《国务院规定》”)出台后的重要配套规章。《国务院规定》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从行政法规层面对投资主体、管理方式、风险防范、权益保护和法律责任作出总体规定;《管理办法》则进一步细化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的核准、备案、信息报告和监督管理程序。[2]
在正式发布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曾于2026年8月21日公布《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对比两个版本,正式稿并未改变征求意见阶段形成的主要制度框架,但对个别操作时点和条文表述作出调整。变化数量虽然有限,却反映出制度在保持监管连续性的同时,也兼顾了项目执行和企业信息报送的实际需要。
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居民个人、境外受制平台、返程投资、前期工作情况报告、年度报告以及海外权益保护等制度安排,已经从征求意见阶段的政策预期转化为即将生效的规则。对企业而言,对外投资合规也将进一步超出“取得核准文件或者备案通知书”的传统范畴,延伸至投资筹划、实施、运营、变更和退出的全过程。
一、正式稿在操作层面作出的调整
《管理办法》共六章七十六条,与《征求意见稿》的章节和条文数量相同。逐条比较,具有实质或者操作意义的调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实施对外投资前”的界定更加完整
《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规定,“实施对外投资前”是指投资者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等之前。正式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判断是否已经实施对外投资时,不仅要考察投资者自身的行为,还要考察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其他组织是否已经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已经按照第三十四条办理核准、备案的前期费用则不在此限。[3]
这一调整与《管理办法》对境外再投资的监管范围形成衔接。敏感类对外投资无论由投资者直接开展,还是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其他组织开展,均属于核准管理范围。如果仅以境内投资者直接投入资金作为“实施投资”的判断标准,可能无法完整覆盖境外平台先行付款、提供融资或者担保的情形。
正式稿同时保留前期费用的例外安排。对于履约保证金、保函手续费、中介服务费、资源勘探费等规模较大的前期费用,投资者可以单独申请核准或者备案;已经完成相关程序的,不因支付前期费用而被认定为未经核准、备案实施对外投资。
(二)境外再投资报告期限由20个工作日缩短为10个工作日
根据《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投资者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其他组织开展非敏感类对外投资,应当在实施投资的20个工作日之前提交境外再投资报告。正式稿将这一期限缩短为10个工作日。[4]
该项调整缩短了报告义务与境外项目实施之间的等待时间,为境外平台参与竞标、并购或者增资交易提供了更大的时间安排空间。不过,报告期限缩短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在境外主体已经实施投资后再行补报。境内总部仍需在境外子公司作出正式投资决定、签署交易文件或者支付交易对价前,识别项目是否属于报告范围,并完成内部信息收集和报送。
需要区分的是,《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前期工作情况报告,在《征求意见稿》和正式稿中均为开展重要前期工作的10个工作日之前提交,并未发生变化。
(三)年度报告截止日由3月31日延后至6月30日
《征求意见稿》原定投资者在每年3月31日前提交对外投资信息年度报告,正式稿将截止日延后至6月30日。[5]
年度报告需要反映投资者截至上年末的对外投资信息。对于境外主体数量较多、股权层级复杂或者投资项目分布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集团,报送前通常需要完成项目盘点、境外财务信息归集和重大风险核查。将期限延后至6月30日,有助于年度报告与境外企业年度财务和经营信息的汇总周期衔接。
除上述调整外,正式稿主要对“项目核准、备案”等表述作出统一,并将部分“通用文本”调整为“格式文本”,未对征求意见阶段已经形成的监管结构作出根本改变。由此可见,正式稿的主要政策取向并非重新搭建制度,而是将相关监管要求正式定型,并改善部分程序的可操作性。
二、监管边界已经定型,复杂交易更加注重实质判断
(一)投资主体扩展至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
《管理办法》明确,投资者包括境内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其他组织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非企业组织;居民个人开展非敏感类直接对外投资的,备案机关为其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6]
这一规定落实了《国务院规定》关于投资主体范围的安排,使居民个人和非企业组织在发展改革部门规则下的主体地位更加清晰。不过,取得对外投资备案并不意味着资金出境、外汇登记或者特定行业准入等其他程序当然完成。居民个人和其他组织开展对外投资,仍需根据交易结构、资金来源和投资目的地,核对商务、外汇、税务及行业监管要求。
(二)直接投资与境外再投资适用不同管理路径
《管理办法》继续按照投资是否涉及敏感因素,以及投资由境内投资者直接实施还是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主体实施,配置不同的监管方式:
敏感类对外投资,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通过受控境外主体开展,均实行核准管理;非敏感类直接对外投资实行备案管理;通过受控境外企业、其他组织开展的非敏感类对外投资,则适用境外再投资报告制度。[7]
与《办法(2017)》相比,境外再投资的报告要求已不再限于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大额非敏感类项目,而是覆盖通过受控境外主体开展的全部非敏感类对外投资,并延伸至相关返程投资。这意味着境外控股平台、区域总部、境外基金平台和多层特殊目的公司开展后续投资时,不能仅以资金未直接从境内汇出为由排除发展改革部门的报告要求。
(三)“控制”和“实质重于形式”构成重要判断标准
《管理办法》所称控制,不仅包括直接或者间接拥有半数以上表决权,也包括虽未取得半数以上表决权,但能够支配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经营、财务、人事、技术等重要事项的情形。第七十一条进一步明确,对投资者、对外投资、控制和中方投资额等概念的认定,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与之相关,《管理办法》第十一条项下中方投资额的范围在货币、证券、实物、技术、知识产权、股权、债权等基础上新增“数据”,并将投资者控制的境外企业、其他组织投入的资产、权益以及提供的融资、担保等视同投资者投入。中方投资额的认定同时影响备案层级、变更义务与罚款基数,在以数据作价出资或者通过境外平台持续投入的交易中需要特别留意。
因此,在红筹架构、多层SPV、协议控制、共同投资、境外基金和融资担保安排中,判断是否存在核准、备案或者报告义务,不能只看名义持股比例、直接出资主体或者资金汇出路径。表决权安排、董事任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协议权利和实际经营影响均可能成为判断控制关系的因素。
(四)境外金融市场投资的豁免仍有边界
投资者通过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港股通、跨境理财通等渠道在境外金融市场投资,原则上不适用《管理办法》关于核准、备案和报告的规定。但是,投资后单独或者与一致行动人共同取得被投资企业控制权,或者单独或者与一致行动人合计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或表决权的比例达到10%的整数倍,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的其他情形,仍将重新落入监管范围。
由此,交易是否通过证券市场完成,并不是判断是否适用发展改革部门监管的唯一依据。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协议转让、可转债转换或者一致行动安排取得境外上市公司重要权益的,仍需根据交易完成后的控制关系和持股比例作出判断。
三、监管重心由项目准入延伸至投资全过程
《管理办法》正式确立了核准、备案和信息报告并行的管理结构。核准、备案主要解决项目实施前能否开展以及由哪个层级管理的问题;信息报告则将监管视野延伸至投资筹划、实施、完成、运营和退出阶段。
具体而言,非敏感类境外再投资应当在实施投资的10个工作日前报告;中方投资额1亿美元及以上或者关乎我国与有关国家外交关系的对外投资,应当在开展重要前期工作的10个工作日前报告;属于核准、备案、境外再投资报告范围的投资,在完成或者终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还需提交完成或者终止情况报告。该项报告由《办法(2017)》项下的项目完成情况报告扩展而来:适用范围延伸至境外再投资报告范围内的对外投资,提交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日,并新增“终止”情形;部分退出不构成“终止”。[8]
在项目存续期间,发展改革部门可以就重大事项发出问询函;发生外派人员重大伤亡、境外资产重大损失,或者外方要求提供技术、数据、转让或处分投资权益以致威胁或者损害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等情形时,投资者应当立即提交重大不利情况报告。《办法(2017)》项下该项报告的时限为重大不利情况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管理办法》收紧为“立即”报告。此外,投资者还应当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年度报告。
这些报告并非行政审批。《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明确,投资者提交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即为完成报告。但报告也不只是一般性统计报送。发展改革部门收到报告后,如发现投资活动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可以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改正、责令定期报告、责令调整投资方案或者责令暂缓投资等措施。[9]
除核准、备案和信息报告外,《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还与《国务院规定》衔接,明确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对外投资以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按规定进行对外投资安全审查。但是,《管理办法》未进一步规定安全审查的触发标准、申报程序和审查期限,具体规则有待另行制定。
因此,企业需要将各类报告节点嵌入交易进程。对外方政府作出投资承诺、签署投资协议、支付保证金、境外平台作出投资决定、完成股权交割、追加投资以及终止或退出项目,都可能对应不同的核准、备案或报告要求。对于时间紧张的竞标交易,尤其需要在交易方案确定阶段完成监管路径判断,并将有关程序与签约、交割和付款安排统筹考虑。
四、风险防控与海外权益保护构成并行主线
《管理办法》一方面要求投资者加强境外风险管理,另一方面也将海外投资权益保护纳入制度框架。
在企业责任方面,投资者及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应当完善治理结构,建立合规经营、内部控制、安全生产和突发事件处置等制度,投入必要资源保障员工和资产安全。该项要求表明,发展改革部门关注的已不仅是投资项目能否实施,也包括境外主体在项目存续期间是否具备与其经营规模和风险水平相适应的治理能力。
在权益保护方面,年度报告与海外权益保护机制形成衔接。投资者在年度报告中列明其对外投资受到外国组织、个人歧视性措施影响,或者受到不合理剥夺、限制的,经投资者请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可以在职责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外国组织、个人在境内投资,禁止或者限制境内主体与其开展交易、合作等措施。
重大不利情况报告也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监管部门掌握境外风险的重要渠道,也为投资者在遭遇技术、数据或者投资权益被不合理要求转让、处分时寻求协调和保护提供制度入口。国家发展改革委在答记者问中也将完善重大不利情况报告,概括为保护对外投资权益的重要措施。[10]
不过,权益保护机制并不替代投资者自身的国别风险评估、交易保护安排和争议解决机制。企业仍需在投资前充分评估东道国政治、制裁、外资审查、数据、税务和劳动用工风险,并通过投资协定保护、交易文件、保险及争议解决条款控制风险。
五、法律责任和协同监管要求企业完善内部机制
《管理办法》为发展改革部门设置了在线监测、约谈函询和抽查核实等监管手段,并将行政处罚、信用记录及跨部门协同相结合。
未按规定履行核准、备案手续,或者通过虚假材料、隐瞒信息等方式申请核准、备案的,投资者可能面临没收违法所得、按中方投资额比例罚款、停止投资和限期处分股份、资产等后果。对于投资国家禁止的对外投资的,处罚更重:投资者将被责令停止投资活动、限期处分股份和资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可能被处中方投资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受到前述处罚的投资者及有关责任人,还可能在最长3年内不被受理核准、备案申请,或者在1年以上3年以下期限内被禁止从事对外投资活动。未按规定提交境外再投资报告、前期工作情况报告、完成或终止报告、重大事项书面报告、重大不利情况报告或者年度报告的,也可能被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投资者及有关责任人可能受到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监管责任还延伸至交易相关机构。金融企业为未履行核准、备案或者境外再投资报告义务的项目办理资金结算、融资、担保等业务的,发展改革部门可以通报有关违规行为,并商请金融管理部门采取监管措施。专业服务机构明知或者应知投资者违规仍提供服务,或者出具的报告、意见和证明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也可能被通报并移送有关监管部门处理。[11]
在《管理办法》生效前,企业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准备:
一是全面梳理境外投资主体和项目台账。除境内企业直接投资外,还应覆盖其他组织、居民个人以及境内投资者控制的境外平台、项目公司和基金载体。
二是重新校准内部申报日历。重点纳入境外再投资提前10个工作日报告、重要前期工作提前10个工作日报告、完成或终止后10个工作日报告、重大不利情况立即报告,以及每年6月30日前提交年度报告等时点。
三是建立境内外信息传递机制。境外主体筹划投资、签署重要文件、实施付款、调整项目、发生重大风险或者准备退出时,应及时向境内总部报告,避免境外项目团队已经推进交易而境内合规部门尚未掌握情况。
四是在交易文件中预留监管程序。根据核准、备案和报告的不同性质,分别将相关事项设置为交割先决条件、交割前义务或者持续承诺,并为监管问询、安全审查和项目方案调整预留时间。
五是持续关注配套规则。《管理办法》未专门设置一般性过渡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表示,将修订配套格式文本和填报指南,更新常见问题解答并完善网络系统。存量境外平台、在途项目和首次年度报告的具体操作口径,仍需结合后续文件进一步确认。[12]
结 语
从《征求意见稿》到正式稿,《管理办法》的主体结构保持稳定,正式稿主要针对报告期限和实施时点作出操作性调整。真正值得企业重视的,并不是条文字面变化的多少,而是相关要求已经由制度设想转化为即将生效的监管规则。
新的制度框架仍然以分类分级管理为基础,但管理视野已经从投资实施前的核准、备案,延伸至前期承诺、境外再投资、项目完成或终止、境外运营风险和年度信息报告。与此同时,海外权益保护、国家安全和投资者责任被纳入同一套制度体系。
对企业而言,对外投资合规不应再被理解为资金出境前的一项申报手续。能否准确识别境内外主体之间的控制关系,能否及时掌握境外平台的投资活动,能否将核准、备案和报告节点嵌入交易安排,并在项目存续期间持续管理境外风险,将成为《管理办法》实施后对外投资合规的主要课题。
[注]
[1]参见:《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第七十六条。
[2]参见:《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及第三十四条;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就〈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答记者问》。
[3]参见:《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十四条。
[4]参见:《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5]参见:《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五十四条;《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
[6]参见:《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十三条。
[7]参见:《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至第十四条。
[8]参见:《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
[9]参见:《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三条至第四十五条。
[10]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就〈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答记者问》,问题三。
[11]参见:《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
[12]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就〈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答记者问》,问题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