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建设总承包合同书》约定案涉工程的设备、材料的采购属于总承包人承包的范围。该合同还约定：总承包方再行分包的，需发包方同意；关于进度款也应根据发包方、总承包方双方与第三方的另行签订的协议约定支付。而本案中发包人加入案涉合同的签订正是总承包人与发包人履行上述总承包合同约定的具体体现。发包人支付给总承包人款项的性质是工程承包进度款；总承包人则用工程进度款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合同约定供应商向总承包人提供设备技术文件、主要原材料质量检验报告等，总承包人直接按双方约定的进度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并由供应商向总承包人开具抬头注明为总承包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保证期间内如发现设备有缺陷，总承包人有权向供应商提出索赔。根据以上约定，与供应商直接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的是总承包人，货款的支付、供应商可能的责任承担等指向的对象均是总承包人。总承包人向供应商发出的《询证函》，充分表明总承包人自己也将该债务列为其自身的债务，而非发包人的债务，判令总承包人向供应商承担货款支付义务并无不当。

本案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予以确定。虽然《设备采购合同书》的主体涉及三方当事人，合同主体名称为"发包人"、"总承包方"、"分承包方"，没有载明买方、卖方的主体名称，而在补充协议内容中有一处却又出现买方、卖方的文字表述。根据本案争议合同的名称并结合合同内容分析，其最终反映的是供应商出卖设备，总承包人和发包人接受设备等法律关系。本案关于总承包人是否本案设备的买受人，是否是本案争议货款的付款义务人的问题，不能仅仅凭主体名称的文字表述，而应根据三方当事人约定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予以确定。

三方当事人对于由谁承担付款义务的问题，在合同进行了明确约定。首先，具体付款方式为发包人分期按一定比例支付给总承包人，总承包人应当在一定时间内如数支付给供应商，而且金额完全相同，故其货款的实际支付人为发包人。其次，合同还约定了发包人和总承包人关于付款的违约责任但其中并没有约定在发包人未付款给总承包人的情况下，总承包人负有合同义务直接付款给供应商。再次，合同中约定的所有权取得方式未当其他尾款尚未付讫之时，只要设备交货后，设备所有权都应移交并归发包人所有。故，发包人的权利义务为支付价款、占有设备，取得设备所有权。从合同中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内容来看，供应商权利义务为提供设备、收取价款，发包人的权利义务为支付价款、占有设备，取得设备所有权。总承包人作为第三方的权利义务是转付货款、开具增值税发票、同时配合发包人进行设备验收等，仅在合同履行中具有配合买方管理的义务。

本案合同的履行情况也说明了谁应当承担付款义务的问题：三方当事人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交付设备。由此，可以确定履行出资义务和获取设备权利的主体均为发包人，总承包人仅承担转交货款的义务。

虽然总承包人以自己的名义向供应商出具增值税发票和付款，但付款方式和开具发票均在合同中向供应商进行了披露，相应的法律后果对发包人和供应商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承包人开票和付款的行为不能证明其为案涉合同的买受人。本案中，因发包人认为案涉设备存在产品质量问题，而拒付本案争议的下欠货款，应当向供应商承担付款义务。总承包人在此种情况下，无法也不应当承担付款义务。

法院认为，总承包人与供应商签订的买卖合同，以及总承包人与发包人签订的《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和《委托采购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供应商依约为发包人提供相关设备，承包人作为合同相对人应及时足额支付贷款。从承包人与供应商之间的货款实际支付方式来看，均以承包人向发包人提出支付货款申请后，发包人根据承包人的申请权额向供货方支付货款，发包人没有直接向供货方结清货款的依据。且根据承包人与发包人签订的协议也可以认定，本案采购设备的费用包含在总承包费用之内。因此，承包人应是本案采购设备货款的支付主体。另《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故供应商要求承包人承担欠款责任的请求于法有据。

实际上，上述判决对于法律的理解与适用并不是绝对矛盾的，而我们也可以从上述案件中看到，就工程总承包模式项下的采购合同而言，显然存在不同交易模型和合同履行方式。

在案件一中，案涉设备采购合同书由总承包人与供应商签订，合同约定供应商向总承包人提供设备技术文件、质量检验报告等，总承包人直接按双方约定的进度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并由供应商向总承包人开具抬头注明为总承包人的发票；总承包人用以支付货款的是发包人支付给总承包人的工程进度款，即工程进度款进入总承包人账户后，由总承包人自行在项目中支配、利用。因此，法院认为与供应商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是总承包人，从而确认了供应商的付款请求权。

案件二所体现的交易模式为，由发包人、总承包人及供应商三方共同签订《设备采购合同书》，支付货款时，由发包人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比例付至总承包人账户，再由总承包人支付至供应商，总承包人在未按时转付时，供应商有权向总承包人主张违约金，但合同并未约定在发包人未按时付款时，总承包人应向供应商付款。总承包人作为第三方的权利义务仅仅体现为转付货款、开具增值税发票、同时配合发包人进行设备验收、检验、调试等，仅在合同履行中具有配合买方协作、管理的义务。从而，法院认为，总承包人在设备采购合同中不属于买受人，确认了供应商之于发包人的付款请求权。

案件三所体现的交易模式为，由发包人与总承包人签订工程总承包协议和委托采购协议，每当支付货款时，应由总承包人向发包人根据约定流程请款，再由发包人直接将货款付至供应商账户，而货款实际上已经包含在总承包人工程款范围内，发包人与总承包人结算时会将该款从结算款中扣除。值得注意的是，案件三中，发包人与总承包人还以约定形式明确了案涉项目中，发包人系采购合同的委托人，总承包人为受托人，因此，法院尊重合同双方的约定，以委托关系中，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作为裁判依据之一，认定第三人可以在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中选择主张权利的对象，肯定了供应商可以在上述交易模式中选择发包人或者总承包人之一来主张货款。本案中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虽然发包人与总承包人针对采购合同成立的委托关系中，发包人为委托人，总承包人为受托人，但是在三方就货款进行支付的关系中，发包人实际上是受托人，总承包人是委托人，因为，发包人是根据总承包人的申请，在总承包人的工程款中抽取相应部分向供应商付款，故在三方付款关系中，发包人实际上是代为履行的第三方。

上述三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虽然体现了看似不同的裁判结果，但法官的裁判思维却存在共通之处，那就是以采购合同本身的约定作为依据来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尽管，从EPC模式的特点来看，与供应商直接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的通常是总承包人，发包人只需通过工程总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约束总承包人，最终以"交钥匙"的形式取得成果，但在EPC合同项下的采购合同中，各方当事人对于其权利义务关系显然存在多种可能的设置方式。我们知道，交易结构是各方当事人利益权衡的最终结果，处于不同立场的合同主体，应当妥善选择交易模型，以降低诉讼风险，提升合同履行的可操作性。

我们知道，EPC合同本质上仍然属于《合同法》第十六章"建设工程合同"的规范对象，而在合同法第269条中，对于建设工程合同的类型，规定了勘查、设计、施工合同等三类主要合同，而EPC合同作为囊括了上述三类合同的建设工程合同，其法律适用主要为合同法第十六章及建设工程相关司法解释。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即便是处于EPC模式下的采购合同，其法律适用仍立足于买卖合同本身的约定及买卖合同关系所对应的规范，以协议签订方及各方法律关系、付款方式、合同履行情况、惯例等来认定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即付款请求权的行使对象）究竟是发包人，还是总承包人。

从而，对于EPC项目的发包人而言，就项目所涉及的采购事宜，应当将其划定为总承包人的工作内容，明确其权责范围，以确保项目所涉采购事项的顺利开展。建议在总承包合同中约定总承包人在项目采购中的注意义务、以及总承包人未妥善处理项目采购事宜，导致发包人损失的追偿条款等；并且，对于总承包合同之外的采购合同，应当谨慎签署三方协议，如根据项目需要签署三方协议的，在协议权利义务条款的设置上，避免直接或间接向供应商支付货款的模式，以免被评价为采购合同的付款义务人。

而对于EPC项目总承包人而言，由于EPC项目耗时久，发包人因资金紧缺付款不及时，从而导致总承包人欠付下游供应商货款的情形经常出现，因此，对于具备一定谈判实力的总承包人，可以考虑促成前述三方协议的签署，尽可能增加由发包人支付供应商货款的条款；如前述条款难以订立，则可以考虑在采购合同中增加付款条件，确保因发包人方迟延付款导致承包人付款迟延时，存在一定的宽限期或者违约阻却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