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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辐协议来源于美国判例法，是对一类特殊的垄断协议的形象化的比喻，但该等具象化表述背后的抽象概念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至今也并未形成一个明确、清晰的法律定义。一般来说，描述"传统"语境下的轴辐协议至少将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基础要素：

• 两类主体——包括多个相互之间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被喻为"辐条"），以及与该等辐条经营者存在纵向关系的特定中心经营者（被喻为"轴心"）；

• 两类关系——辐条与轴心之间存在着纵向关系，而以该等纵向关系为纽带，辐条之间存在间接的横向关系（即"轮缘合谋"）；

• 不同角色——轴心可能主动组织、协调辐条达成轮缘合谋，也可能仅在轴辐协议中起到被动的帮助作用。

"传统"语境下的轴辐协议具有相对限缩的范围——辐条与轴心之间存在纵向关系。例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9年底开展的有关轴辐协议圆桌论坛中，美国在其所提交的观点中直接指出，其所述轴辐协议是对特殊横向合谋的一种指称，其特别之处在于，其涉及与一个或多个"合谋竞争者"存在纵向关系的"合谋参与者"起到轴心的作用，连接了位于其上游或下游的辐条，从而形成横向合谋。当然，该等纵向关系并不限于直接的商品买卖关系。美国诸多针对轴辐协议的反垄断司法案例表明，轴心与辐条之间亦可能具体表现为授权许可、出版代理等模式[1]。

在采用横向与纵向垄断协议二分法，并对横向垄断协议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而对纵向垄断协议适用合理分析原则的反垄断司法辖区内，以纵向垄断协议认定、查处轴辐协议中显见的纵向关系下的行为存在适用合理分析原则论证反竞争效果的难题；而在轴辐协议理论的支持下，相关执法者/司法者则可直接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以横向垄断协议认定和查处相关垄断行为。具体而言，在通过各类间接的、个案化的证据，了解辐条经营者的主观合谋意图，并理清其通过纵向上游或下游的轴心进行沟通的情况，并以推断的方式证明横向合谋存在的前提下，轴辐协议形式的横向合谋将得以被认定，进而合理分析也不再必要——这也是轴辐协议的相关理论过去在某些反垄断司法辖区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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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和数字市场的迅猛发展，轴辐协议理论再次走进大众视野。一方面，尽管平台经济领域内的轴辐协议与"传统"语境下的轴辐协议并不存在本质差异，但是正如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所指出，平台经济的特点使得轴辐协议更易达成[2]。另一方面，作为当前在各反垄断司法辖区引发重大关注的算法合谋问题的一部分，算法控制者可能承担轴心的角色，而算法本身则可作为实现合谋的手段或工具，协调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类似轴辐协议形式的横向合谋。也正因此，当前广义语境下的轴辐协议不再局限于辐条与轴心之间存在严格纵向关系的情形，轴心可能是具有竞争关系经营者以外的任意第三方[3]。

《平台反垄断指南》第八条规定："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可能借助与平台经营者之间的纵向关系，或者由平台经营者组织、协调，达成具有横向垄断协议效果的轴辐协议。分析该协议是否属于《反垄断法》规制的垄断协议，可考虑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是否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数据和算法等方式，达成、实施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竞争"。从该条规定看，其表现出了前文所述之"传统"语境下轴辐协议的一些基本特点：

• 轴心与辐条的两类主体。轴辐协议的参与者既包括轴心（平台经营者），也包括与其具有纵向关系的辐条（平台内经营者）；

• 横向与纵向关系的复合结构。轴辐协议既涉及轴心（平台经营者）与每一辐条（平台内经营者）的纵向关系，也涉及众多辐条（平台内经营者）以轴心（平台经营者）为连接点而实现的间接的横向关系；

• 轴心与辐条在组织轴辐协议过程中的不同角色。轴心（平台经营者）与辐条（平台内经营者）均有可能在轴辐协议中占据主导地位，主动组织、协调轴辐协议的达成与实施。

此外，该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从本质上看，辐条（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通过轴心（平台经营者）间接达成的横向垄断协议是竞争关注所在。而达成和实施该等横向垄断协议的方式可能多种多样且具有平台经济领域特点——技术手段、平台规则、数据和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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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反垄断指南》对轴辐协议的相关规定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鉴于轴辐协议首次出现在我国的正式法律文件中，在其所采相对谦抑的文字表述之外，还有许多言所未及之处，我国今后针对轴辐协议的反垄断执法实践也仍有待观察。

如前所述，具有竞争关系的辐条（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横向垄断协议是主要的竞争关注所在，因此分析和认定轮缘合谋是针对轴辐协议的反垄断执法实践的关键一环。在《平台反垄断指南》对轴辐协议相对宽泛的规定之下，我国相关反垄断执法实践将如何具体认定轮缘合谋存在不确定性：在何种情形下，辐条（平台内经营者）的相关行为将被认定为借助轴辐形式的安排达成横向合谋？如何采信间接的证据以认定隐秘的轮缘合谋，亦即如何认定《平台反垄断指南》第五条所指的其他协同行为（指经营者虽未明确订立协议或者决定，但通过数据、算法、平台规则或者其他方式实质上存在协调一致的行为）[4]？

而就平台经济领域而言，所涉算法、数据等内容则会使轴辐协议的轮缘合谋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以频频遭到质疑的Uber定价算法为例，尽管目前均尚未出现基于该等定价算法认定轴辐协议的实例，但已经有诸多反垄断司法辖区表达了对此类定价算法的相应担忧，如欧盟的Asociación Profesional Elite Taxi v. Uber Systems Spain SL（2017）一案中，欧洲法院法律顾问[5]（Advocate General）指出"竞争者使用相同的算法用以定价并不当然违法，但随着平台力量的增强，其有可能引发轴辐协议的竞争问题"；又如美国的Meyer v. Kalanick（2016）一案中，法院在考虑并最终拒绝驳回原告起诉时指出，原告"充分地陈述了轴辐协议的问题（当然，其实质仍有待审查），即各司机是在其他司机亦采取相同做法的明确认知基础上同意使用Uber的定价算法，且仅在此等情形下，各司机方能受益（仅某一司机单独同意使用Uber定价算法对其自身不利，表明可能是共谋所致）[6]"。管窥所及，定价算法所涉及的轴辐协议问题已经在其他的反垄断司法辖区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受到关注，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将如何在实践中对相似的情形作出应对值得关注。

尽管《平台反垄断指南》将轴辐协议视为具有横向垄断协议效果，但其并未明确规定以何种方式追究轴心经营者的责任。如前所述，具有竞争关系的辐条（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横向垄断协议是主要的竞争关注所在，但轴心（平台经营者）与辐条（平台内经营者）均有可能在轴辐协议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如何依据当前《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追究主动组织、协调轴辐协议的达成与实施而具有可责性的轴心（平台经营者）在《平台反垄断指南》的规则体系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反垄断法》第十三条所规制的横向垄断协议限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难以规制与辐条（平台内经营者）仅具有纵向关系的轴心（平台经营者）[7]。通过认定纵向垄断协议而追究轴辐协议中具有可责性的轴心（平台经营者）仍是一种可能的规制路径[8]。

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分析、认定轴辐协议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所规制的横向垄断协议或第十四条所规制的纵向垄断协议，或同一轴辐协议中的横向、纵向关系分别构成横向垄断协议及纵向垄断协议需要视个案的具体情形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轴心（平台经营者）与辐条（平台内经营者）均应当依其在轴辐协议中所起到的作用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外，我国正在筹议的《反垄断法》修订或也将为此提供新的规制路径。2020年1月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反垄断法>修订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稿）》（"《反垄断法修订草案》"）中，在行业协会组织经营者达成、实施垄断协议的禁止规定（《反垄断法》第十六条）之外，增加了禁止经营者组织、帮助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反垄断法修订草案》第十七条），并规定了与直接参与达成、实施垄断协议相同的法律责任（《反垄断法修订草案》第五十三条）。平台经营者以及平台经济领域外的其他经营者在轴辐协议中扮演轴心经营者角色的，均可能落入该等修订规定的规制范围之内。

除以上所述之外，平台经济领域的轴辐协议相关反垄断执法还可能面临其他实践问题。例如，轴辐协议是否适用宽大制度亦可能存在争议。特别是，在仅适用于横向垄断协议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横向垄断协议案件宽大制度适用指南》于2019年1月4日发布[9]后，与辐条（平台内经营者）不具有竞争关系的轴心（平台经营者）是否有机会在轴辐协议案件中"坦白从宽"？该等问题的解决也尚待细化规则的研究出台和具体实践的探索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