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赌争议系列 · 导言

一位跨国游戏巨头的最高掌舵人在电脑前向ChatGPT发问：“如何制定策略，才能合法地避免支付高达2.5亿美元的并购对赌款？”

这并非悬疑小说的桥段，而是真实发生在美国特拉华州法院的一起并购争议案（Unknown Worlds v. Krafton）中，原告方在庭前文件中抛出的重磅指控。公开报道显示，尽管相关AI对话记录据称已被删除且买方公司亦未提供，但后续曝光的内部信息及证言依然将“曾使用并删除相关查询、甚至在内部决策中引用ChatGPT意见”的数字化脚印公之于众。

估计美国律师写memo的律师费太贵，才让这位老板出此“下策”用ChatGPT免费讨教“合法”违约的方法。那么AI是否教人“学坏”、又传授了什么“阴招损招”？文后有更多的介绍。

只要利益足够大，所有的“顺其自然”都可能是“蓄谋已久”。

笔者梳理中国及全球的并购对赌（业绩补偿，earn-out）条款争议真实案例，是为了从失败中反向提炼智慧——本系列将通过四个专题，系统剖析并购对赌争议的核心战场：

系列之一：从毫厘算计到斗转乾坤——从极端风险控制到定义的扩张解释，看并购交易中“精于算计”如何进化为“精于计算”；

系列之二：从道德困境到利冲暗战——当经营控制权遭遇“恶意阻挠”，买卖双方如何在法律与商业道德的夹缝中攻防；

系列之三：从技术迷雾到黑箱突围——生物医药等高科技行业，如何让“科学不确定性”服从“法律确定性”；

系列之四：从形式履约到终局之战——合同表象与实质违约的司法审查边界。

每一个争议案例背后的失败，如能反向解构，就能提炼出并购成功的核心要素：Earn-out条款的设计与润色，恰恰是并购律师综合能力的终极考验。

在《并购对赌争议系列二（上）》中，我们复盘了标的公司原股东诉J公司一案：买方凭借并购后绝对的经营控制权，以“曼哈顿计划”、强制技术整合与瓦解创业团队等一系列系统性手段，将一家价值三十余亿美元的收购标的的核心产品边缘化——一边省下巨额对赌款，一边在财务报表上自我感觉"划算"。这是并购对赌中最典型的“暗战”。

本篇的案例，则要进入一个更荒诞、也更具时代色彩的维度——AI的介入。

当一位掌握着2.5亿美元支付权的跨国游戏巨头CEO，向ChatGPT发问：“如何制定策略，才能合法地避免支付对赌款？”——他或许没有想到，这串数字化的问询痕迹，最终以原告证据的形式展示在法官面前。

这不再只是一场关于条款设计与经营控制权的法律辩论。这是一场由AI参与、在数字留痕时代上演的并购诚信实验——当规避对赌款的“算计”从CEO的脑海走进了聊天框，并购博弈的边界便已悄然重写。

本篇将深入Krafton案的三大疑似由AI 建议催生的隐秘手段：接管架空、拖延阻挠、恶意清洗，并结合上篇J公司案的教训，为卖方律师梳理出并购对赌博弈中不可缺少的四道防线。

一、AI指导下的暗战：游戏收购案的背景

如果说J公司案展示了买方通过资源调配实施的业务干预，那么正在大洋彼岸发酵的 Unknown Worlds vs. Krafton一案，则揭示了数字化时代跨国并购中更为隐秘、也更为惊心动魄的“治理夺权”。

Krafton（魁匠团），这家凭借国民级游戏《绝地求生（PUBG）》崛起的韩国游戏巨头，是典型的亚洲财阀式企业——体量庞大、层级森严且拥有极强的中央集权意志。当这样一艘“航空母舰”试图吞并一家以“远程办公、扁平自由”著称的美国西海岸独立工作室时，文化与治理的断层便为后续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这场涉及7.5亿美元的交易中，约2.5亿美元的 Earn-out（对赌奖金）成为了双方殊死搏斗的焦点。[1]支付条件被看似公允地绑定在续作《深海迷航 2（Subnautica 2）》的开发进度上——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业里程碑，却最终演变成了买方“主观恶意”与卖方“死里求生”的试炼场。

本案最先引爆舆论关注的，是一个极具荒诞现实主义的细节——向AI“虚心”求助如何“合法”规避合同义务。在提交给法院的诉状中，原告抛出了一项令业界哗然的指控：Krafton 的最高掌舵人——CEO ，竟然被指控其曾亲自向ChatGPT提问，直白地咨询“如何制定策略以避免支付高达2.5亿美元的对赌奖金”。[2]

这一细节虽尚待法庭最终查证，却直接戳破了这家大企业的真实算计，把背后的恶意看得明明白白。它向市场传递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当掌握着数亿美元决策权的CEO试图通过AI寻找契约精神的“后门”时，违约或许不再是经营不善的无奈结果，而是一场经过数字化推演、冷酷计算的“预谋”。 [3]

二、AI传授“高招”？——三个“合法规避”支付价款的手段

不管是否来自于ChatGPT的启发，被告究竟采用了哪些阴暗手段逃避对赌款的支付义务？

点击可查看大图

（一）阴暗手段一：接管/架空

原告指控的核心在于买方在收购后迅速成立的秘密小组——一个代号为“Project X”（简称PX）的秘密特遣队。[4]

这在并购实务中是一个极其罕见且危险的信号。通常而言，收购后的整合小组旨在帮助标的公司融入母公司体系，实现协同效应。但在原告提交的法庭文件中，PX被描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接管指挥部”。

内部曝光的关于Project X 的绝密战略文件显示，这个组织的战略目标并非赋能业务，而是指向了两个赤裸裸的意图：其一，系统性地架空Unknown Worlds（UW）原管理层的权力，制造“领导力真空”的假象；其二，在不触发Earnout支付的前提下，完成对工作室的全面控制。[5]

这种在公司治理层面搭建“双重架构”的做法，构成了典型的“预谋性违约（Premeditated Breach）”。它表明，里程碑的失败并非源于市场风向的突变，而是源于买方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二）阴暗手段二：拖延/阻挠

为了确保Earnout无法兑现，单纯的架空还不够，买方还需要在具体的业务层面实施精准的“阻挠”和“狙击”。原告在诉状中详细描述了Krafton如何实施长达数月的“拖延战术（Campaign to Delay）”。[6]这种阻挠手段极具隐蔽性，往往披着“合规管理”与“质量控制”的合法外衣，让卖方有苦难言。

Krafton被指控冻结了标的公司必要的招聘计划，导致开发团队在面对繁重的开发任务时人手严重不足；更为荒谬的是，买方实施了精准的“资源封锁（Resource Strangling）”：不仅毫无征兆地切断了预告片制作、本地化及法务等关键支持，更强行指派了无法用英语有效沟通的韩国发行团队介入管理。

在分秒必争的冲刺期，这种人为制造的沟通壁垒与“断供”手段，是对研发节奏的致命打击。[7]

而这一切的最终指向十分明确：Krafton的一系列行为若被证实，即属于滥用经营控制权，人为地制造了对方“违约”的后果，将标的公司推向了无法按期交付的死胡同。

（三）阴暗手段三：清洗/优化

如果说“Project X”和“行政拖延”只是为了让业绩达标变得不可能，那么随后的解雇“清洗”则是为了从法律上彻底消灭支付义务。最致命的一击发生在 Earnout 即将到期的前夜——Krafton 以“因故（For Cause）”为由，突然解雇了 Unknown Worlds 的两位联合创始人。[8]

这一手段也可能体现了美国和韩国的“文化冲突”。Unknown Worlds是一家典型的美国西海岸游戏工作室，长期奉行“远程优先（Remote-first）”的自由文化；而其母公司Krafton则保留着典型的韩国财阀式层级管理与“坐班（In-office）”文化。在蜜月期，这种差异被视为互补；但在对赌期，这种差异变成了买方手中的刺刀。

Krafton抓住创始人不常驻办公室这一点，将其行为从“工作方式的差异”强行上升为法律定性的“玩忽职守（Abandoned responsibilities）”。[9]

在绝大多数Earnout协议中，都埋设有一个看似标准的条款：一旦创始人在对赌期内因“重大过失”或“因故”被解雇，其获取剩余对价的权利将自动终止。

Krafton正是试图利用这一条款，通过将文化差异法律化，构建出“因故解雇”的正当理由，从而试图在物理上驱逐创始人的同时，在法律上“合法”地赖掉2.5亿美元的对赌款。这已不再是简单的商业纠纷，而是买方利用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壁垒，实施的针对性法律规避。

Krafton案目前仍在激烈的诉讼博弈中，但它已经为所有并购交易者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治理警示。它揭示了对赌交易中最为凶险的“治理陷阱”：买方不仅掌握了业务的“刹车片”（通过行政手段拖延），更掌握了人事的“生杀权”（通过解雇来进行清洗）。

（四）“诡计”面前的选择

这一案例对卖方律师提出了极高的风控要求：在起草Earnout条款时，如果不能将业绩支付条件与个人的雇佣状态（Employment Status）进行适当的解绑（Decoupling），或者未能针对“恶意解雇”和“行政干预”设置极为坚硬的防火墙，那么所谓的“业绩补偿”，不过是买方随时可以收回的诱饵，而创始人最终的结局，很可能不仅是拿不到钱，还会背上“玩忽职守”的污名被扫地出门。

这考验的是律师的两个能力：第一，识破对方圈套的能力，第二，“从空气里变出钱来”的能力。

当事人面临的两个“看不见”的选择：选择一，是掉入对方伪善背后隐藏的“圈套”；选择二，不仅避开陷阱，还能额外从“从空气里变出钱来”，这考验两样东西——律师的水平和老板的格局。

首先，律师的能力和水准，无疑是决定性的。从实战角度而言，笔者在进行并购谈判中，会特别关注重要的定义与边界、前提条件的文字、互相衔接的条款关系，以及“协议之外”的内容。例如，出售方高管（若继续留任）的雇佣协议，如有必要，会设置“金降落伞”条款[10]，确保该高管在被“靠边站”或者“无故解雇”的情况下，获得高额赔偿。同时，可以考虑在对赌条款中设置“加速到期/触发”安排，甚至能让高管获得额外的违约赔偿。

这些谈判技巧与条款设置无疑是有难度和挑战的，但带来的收效也是显著的。

这些可以争取到的权益，就是考验律师能否帮助客户“从空气中变出钱来”——客户没投入一分研发经费（除了律师费），却能赚到额外的大额收入。

天下还有那么好的事儿？这就涉及到下面说的第二点——如果优秀的律师能够从“空气里变出钱”来，你作为客户，是否能“看得见”并“接得住”？

第二，当事人的认知和“格局”也至关重要。就像Krafton案件的决策者，使用阴暗手段的同时还想通过ChatGPT来省律师费，那么大概率就会收获应得的“报应”，这种坐实“欺诈目的”或者具有“恶意”的行为，在美国的法庭上，会面临更高额的赔偿（例如，法官会在计算损失的时候采用对“受害方”更为有利的假设和方法、允许预期利益损失的主张等）。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相反，笔者接触的客户中，凡是谦卑（知道自己在哪些领域不懂）、尊重专业人士的，往往都收获了意外的惊喜，且他们通常也会懂得分享、为人慷慨，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皆大欢喜”。

如果客户在选择外部法律顾问上没有关注到这样的重要能力和资质，那么就会看不到也“接不住”惊喜、财富，实际上也就错失了能够在谈判中获得千万、亿万收益的机会！

法庭内外，既适用法典里面的“法律”，也有宇宙间无形的“法则”。

三、制胜之道：对赌博弈的四道防线

当我们穿越了J公司案中资源博弈的迷雾，看清了Krafton案中治理架构的冷酷，一个残酷的真相便浮出水面：在经营控制权发生根本性转移的并购交易中，任何基于“信任”或“君子协定”的Earn-out条款，最终都可能沦为买方合法违约的掩护。

如果不想功败垂成，那么就得放弃盲目的“信任”，依靠专业，筑起“四道防线”。

对于卖方律师而言，其使命不再是简单地起草一份合同，而是要基于对人性幽暗面的深刻洞察，构建一套能够穿透“商业裁量权”迷雾、锁死“恶意阻挠”路径的攻防体系。这里面，至少要构筑四道关键“防线”，不然攻守阵地很容易“一触即溃”“一溃千里”。

（一）第一道防线，“努力”义务的适用与“锚定”

并购协议中的“最大努力”“商业合理努力”“合理努力”究竟该如何界定？

J公司案中卖方的最终胜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商业合理努力（Commercially Reasonable Efforts）”条款设计的绝佳范本。在过去，卖方往往执着于要求买方承诺“最大努力（Best Efforts）”，但这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因缺乏客观标准而沦为一句空话。

该案卖方的律师做对了一件事：他们放弃了对抽象程度的纠缠，转而设定了一个具体的参照系锚定——“向内看（Inward-facing）”。

协议明确约定，J公司必须像对待自己内部具有类似商业潜力的“优先医疗器械产品”那样对待Auris的产品。这一条款在签约时看似是买方实力的展示，但在诉讼中却变成了买方的噩梦。因为J公司作为行业巨头，其内部必然存在同类竞品（如本案中的Velys）。在庭审中，Velys成为了判定J公司违约的完美对照组（Comparator）：既然J公司没有对Velys实施“M计划”式的内部恶斗，也没有强行要求Velys进行混合研发，那么对Auris产品的折腾就无法用“商业判断”来解释。

这启示我们，如果买方是拥有庞大产品线的行业巨头，卖方应坚持“向内看”标准，因为巨头的内部标准通常高于行业平均，且买方往往很难在对待“亲儿子”和“干儿子”时做到绝对的一碗水端平。一旦发现区别对待，违约的证据链就闭环了。

（二）第二道防线，定义条款的动态博弈

针对付款前提条件、里程碑事件，应该警惕、防范“刻舟求剑”式的固化文字，拥抱“兜底”性文字，保持条款的弹性和灵活。

Auris在第一个里程碑（Milestone 1）上痛失约4亿美元的惨痛教训，应当被每一位客户和交易律师铭记。在涉及监管审批（如FDA、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文）的条款时，切忌使用单一、僵化的技术性定义。J公司案中，双方将付款条件锁死在“获得510(k)通知”这一特定术语上。当FDA监管政策发生演变，要求改为“De Novo”通道时，虽然商业实质未变（都是获得上市许可），但法律形式的错位导致了巨额业绩对价支付的落空。

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冷峻地指出，对于成熟的商业主体，未写入合同的监管变更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法院不会用“默示条款”来救济显而易见的起草漏洞。

因此，制胜之道在于条款的文字弹性和“动态包容性”。律师在起草时应当具备预见性，使用功能性的宽泛定义（如“获得监管机关批准以允许产品上市销售”），或者明确加入“替代路径（Alternative Pathway）”条款，约定若监管环境发生变化，只要达到同等商业效果的批准均视为合格。

在合同的微观世界里，我们必须预设监管环境是动态的，任何静态的定义都可能在数年的对赌期内成为作茧自缚的索套。

（三）第三道防线，反欺诈的终极堡垒：警惕“反依赖”条款的陷阱

在跨境乃至国内的并购交易中，最需要警惕的是看似表面“公平”的双向条款（reciprocal clauses），就像案例中出现的——如果买方律师抛出一个看似标准的“完整协议条款（Entire Agreement）”或“双向反依赖条款”，要求双方确认，看似“没毛病”的“专业文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除了合同里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我们在谈判桌上说的任何话、画的任何饼，都不作数。”

可惜对方律师不会主动帮你“翻译大白话”，所以如果当事人及其律师缺乏经验、不老练，可能就会同意，最终踩坑。

那么，什么是“双向反依赖条款”？以下是具有迷惑性的“专业文字”版：

Each Party acknowledges and agrees that, in entering into this Agreement, it has not relied upon, and is not relying upon, any representation, warranty, statement, promise or assurance of any nature made by or on behalf of the other Party or its representatives, except for the representations and warranties expressly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各方确认并同意，在签署本协议时，各方均未依赖、且目前亦不依赖另一方或其代表所作出的本协议明确规定以外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声明。

一旦卖方签署了这样的条款，就等于自愿签署了一份“免责状”——即便买方（如J公司时任CEO）在签约前曾信誓旦旦地承诺“这笔钱稳拿”，或者隐瞒了关键风险，只要这些承诺没有被写进合同，卖方事后就很难再依据“缔约过失”或“欺诈”进行索赔。

但在本案中，卖方律师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他们成功地只让J公司单方面做出了反依赖声明，而自己未做“对等”承诺。正是这一不对等的设计，为卖方保留了指控买方欺诈的“生命线”。

这警示我们，从争议解决的实务视角来看，“反依赖”条款往往是防御买方签约前“诱骗”的关键防线。

在谈判桌上，排他性救济可以谈，但如果卖方依赖了对方的口头承诺决定签约，切勿在合同中轻易接受免责条款。否则交割后极易陷入举证不能的被动局面。

（四）第四道防线，防御“恶意清洗”：将Earnout与雇佣状态“脱钩”

Krafton案中买方利用“Project X”架空管理层、利用文化冲突制造“因故解雇”的手段，揭示了对赌期内最致命的治理陷阱。为了防御这种“釜底抽薪”，卖方必须在协议架构层面将Earnout的财产权属性与创始人的劳动法属性进行物理脱钩（Decoupling）。

具体的制胜之道在于：

首先，明确约定Earnout是股权对价的一部分，而非劳动报酬，不因离职而当然失效。

其次，必须设计“反清洗机制”，严格限定“因故解雇（Cause）”的定义，将其局限于严重的刑事犯罪或欺诈情形，明确排除由于经营风格差异（如远程办公vs坐班）导致的管理分歧等主观情形。

更进一步，应引入“加速归属（Acceleration）”条款：一旦买方在对赌期内无正当理由解雇创始人，或通过设立秘密小组（如Project X）实质性剥夺创始人的经营权限（Good Reason），剩余的Earnout将视为自动全部达标并立即支付。

只有大幅提升“清洗”的违约成本，买方才会心存顾忌，回归到通过合作创造价值的正轨上来。

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例外条款，例如发生创始人死亡、重病、丧失行为能力（包括短暂丧失）的情形如何处理。

虽然看似烧脑，但是在诉讼中，关键的几个字，可能就会为你争取到千万级乃至亿万级的利益。

四、AI问计与反噬——数字化时代的双刃剑

数字化时代的额外警示：AI问计与反噬，数字化留痕即证据。Krafton案还留下了一个超越法律技术层面、值得整个并购业界深思的时代警示。当一位CEO在深夜向ChatGPT发问“如何合法规避对赌款支付”时，他或许以为这只是一次私密的对话，殊不知，数字化工具的本质是“无处不在的书记员”——每一次查询、每一条对话，都是潜在的可发现证据（discoverable evidence）。

在美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开示（Discovery）制度下，电子数据的删除本身即可构成“证据湮灭（Spoliation）”，并引发不利推定。换言之，这位CEO向AI“借来的算计”，不仅没有帮他省下2.5亿美元，反而以最戏剧化的方式，将其主观恶意完整地呈交给了法庭。

这提醒所有并购交易的参与方——无论买方还是卖方——在AI工具日益深度嵌入公司决策流程的今天，电子沟通记录的法律风险已远超传统的邮件与备忘录。任何经由AI平台讨论的商业策略，尤其是涉及合同义务的边界探索，都应当被视为潜在的诉讼证据加以审慎对待。

对于卖方律师而言，这意味着在证据开示阶段，AI对话记录、内部聊天工具（如Slack、Teams）的历史存档，乃至被删除的查询记录，都应纳入证据保全（Litigation Hold）的范畴，成为揭示买方主观恶意的有力武器。

当然，这也并非意味着AI工具本身是洪水猛兽。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于“用了什么工具”，而在于“持什么意图”。

五、对赌暗战：下期预告——科学与法律的“黑箱突围”

如果说经营权的恶意阻挠还能通过合同条款来设防，那么当对赌业绩的衡量标准涉及连专业律师都无法看懂的晦涩的技术标准和多变的监管要求，业绩标准究竟满足与否——是否又会是一个另类的“盲盒”游戏？

当新药最终成功上市，卖方信心满满期待获得对赌价款的时候，买方却利用严苛的统计学指标（p值）和合同“四角原则”，“合法”拒付数亿美金；甚至当药品大卖，买方却通过“合法”的“财务工程”安排将净销售额洗劫一空……

当跨国多中心临床试验失败，卖方陷入举证买方“未尽努力”的归因迷雾；科学的“灰度”与财务运作的“黑箱”，往往成为买方拒绝付款的坚硬盾牌。

在下一篇《图解并购对赌争议系列之三：技术迷雾——生物医药等行业如何实现“黑箱”破局》中，将深度复盘Shire案与MEI Pharma案，揭示里程碑定义中的“字面陷阱”、审计权利的“时效悲剧”，探究顶尖交易者该如何通过精密机制完成从技术与财务黑箱中的极限突围。

黑箱之中，亦有微光。而那微光，正是顶尖交易者用以重构规则、击穿迷雾的精密机制。敬请期待。

[注]

[1]  Krafton and Subnautica 2 Founders Clash Over $750M Deal and Delays – Eneba

[2] Lawsuit claims Krafton boss asked ChatGPT how to dodge $250 million Subnautica 2 bonus payout _ TechSpot.

[3] Ousted Subnautica 2 Devs Allege Krafton Asked AI How To Avoid Paying Bonus – GameSpot.

[4] Explosive Unknown Worlds lawsuit filing claims Krafton created secret task force to execute a takeover _ GamesIndustry.biz.

[5] Explosive Unknown Worlds lawsuit filing claims Krafton created secret task force to execute a takeover  GamesIndustry.biz.

[6] Unknown Worlds founders' lawsuit accuses Krafton of a 'months-long campaign to delay Subnautica 2' so it wouldn't have to pay $250M earnout PC Gamer.

[7] Unknown Worlds founders' lawsuit accuses Krafton of a 'months-long campaign to delay Subnautica 2' so it wouldn't have to pay $250M earnout PC Gamer.

[8] KRAFTON intensifies legal battle with Unknown Worlds executives over bonus dispute – CHOSUNBIZ.

[9] Krafton blames ousted founders for Subnautica 2 delay - THE INVESTOR.

[10] “金降落伞”是指基于高管与公司的约定，在发生特定触发事件时，公司将向高管支付一定金额的经济补偿的安排，经济补偿可包括遣散费、现金补偿和股票期权，金额可以高达10-20个月的全额工资及奖金收入。参见龚乐凡、陈文珊：《马斯克解聘推特高管：创始人CEO如何设计“金降落伞”？》，https://www.zhonglun.com/research/articles/93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