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随着中国企业跨境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及海外并购版图的不断扩张，中国企业沉淀在境外的资产规模与日俱增。然而，伴随着全球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高利率环境的持续以及各司法管辖区法律制度的巨大差异，中国企业在面对海外债务违约、商业欺诈、投资受损或复杂合同纠纷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产追偿难题。

然而，跨国追偿绝非境内诉讼在地理上的简单延伸，其本质是一场在不同法律体系、底层商业逻辑、文化环境以及复杂地缘合规冲突中寻找平衡的系统性工程。从复杂的离岸结构穿透，到多法域并行的诉讼、仲裁程序协调，再到依据不同司法规则进行的跨境取证与判决执行，海外追偿极具复杂性与专业性。

本系列文章旨在系统性梳理中国企业海外资产追偿的宏观脉络与微观操作规则。作为开篇，本文将深度聚焦当前资本出海至资产回收的宏观趋势变化，全面剖析在不同法律体系交锋下海外追偿所面临的核心实务挑战，并探讨在这博弈过程中，如何借助多法域的专业法律视角破解跨境追收僵局与难点。

一、趋势与背景

（一）宏观经济影响

近年来，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环境持续承压，资本的避险情绪显著上升。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综合分析，由于全球持续的高利率环境、地缘政治的碎片化趋势，以及跨国公司出于风险分散、供应链重组和区域化战略而进行的资本重新配置，国际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动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1]。这种宏观经济的逆风直接导致了跨国商事交易中违约率的攀升，使得原本潜藏的债务风险加速暴露。

根据商务部及相关机构的统计数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突破两万亿美元，涵盖制造业、能源、基础设施、金融、科技等多个行业，遍布全球180余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对外贸易应收账款规模庞大，仅纺织、机械、电子等传统出口行业，每年因违约、货损、战争等因素造成了大量的损失。此外，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与投资亦正经历从早期的资本出海浪潮向本土产业链与核心技术深耕的战略转型。

因此，当前资产追偿这一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宏观经济逆风与地缘政治摩擦在微观企业层面的具象化反映。

（二）典型争议场景

从实践来看，中国企业海外资产追偿案件中，贸易应收账款追偿是最为常见的场景，涉及境外买方拖欠货款、关闭企业或转移资产以逃避付款义务。合资纠纷与股权争议则往往更为复杂，常见模式包括境外合作方稀释股权、侵吞公司资产，或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合资公司整体利益。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深度加大，金融纠纷与债券违约类案件也日趋增多，其特殊性在于涉及复杂的受托人结构与多层次跨境法律安排。

此外，在涉嫌欺诈的案件中，资金通常经由多层离岸账户转移，追索路径横跨多个法域，刑事与民事程序往往需要并行推进。而对于在特定国家进行股权类投资的企业而言，当东道国政府采取征收或歧视性政策措施时，依据双边投资协定提起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仲裁，维权门槛极高且成本高昂。

在实践中，国内主体在大量对外经济往来中，因境外当事方违约、欺诈、破产或政策变化导致的资产损失，却长期面临"告赢了执行不了""找到了资产追不回"的困境。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中国企业的维权意识与跨境法律能力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落差——大量企业在对外投资与贸易阶段积累了可观的商业经验，却在争议发生前的预防以及发生后的法律应对上准备不足。

二、海外追偿的核心难点

在法律实务中，中国企业作为债权人在进行海外资产追偿时，往往会陷入一系列结构性和程序性的困境。这不仅消耗了企业大量的财务和法务成本，更在漫长的时间拖延中导致底层核心资产被债务人恶意转移或大幅贬值，最终形成债权人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的困境。

（一）法律体系差异带来的规则适用与程序理解障碍

当前全球主要资产持有地，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等，多为普通法系，与中国内地的法律体系存在显著区别。这一根本性的制度差异，在诉讼实践中以多种具体形式显现。以以下几点为例，这种法律体系上的差异在实务中的影响是深远且具体的，将会直接影响到诉前准备、诉讼策略制定、诉后执行方案等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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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证据制度为例，中国企业对证据开示程序（discovery）的陌生与低估，往往导致在庭前准备阶段便陷入被动，错失建构有利证据优势的窗口期[2]。制度差异不仅是理论层面的区分，更是实践层面的“隐性成本”。制度差异的深刻影响还体现在证据认定上：中国法院认定有效的证人书面证言、情况说明，如果不符合普通法体系对证人证言形式与可质证性的要求（如可交叉询问），往往难以取得同等证明力[3]；中国企业惯常使用的合同起草模式，在普通法下可能因缺乏“对价”（consideration）或违反特定形式要件而影响可执行性。这要求追偿方在策略规划之初，即对法律体系差异进行系统性评估与应对[4]。

（二）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制度性壁垒

即便中国企业成功在国内法院获得生效判决，要将其转化为境外可执行的法律文书，依然面临重重障碍。这是中国企业最常遭遇的"赢了官司、拿不到钱"困境的核心成因。

多数国家承认并执行外国判决，依赖双边条约或“互惠原则”——即两国在承认对方判决方面存在对等的司法实践。然而，中国与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主要经济体之间，迄今未缔结具有约束力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或判决承认公约。这一制度空白意味着：中国内地法院判决在美国通常无法直接执行，须在当地另行提起外国判决承认之诉[5]；在英国，相关司法实践虽近年有所进展，但整体仍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6]。

即便具备互惠基础，境外法院在审查是否承认外国判决时，通常仍会就以下要素进行独立审查：原审法院的管辖权是否合法、被告是否获得充分的正当程序保障（due process）、判决内容是否违反当地公共政策，以及判决本身是否具有终局性、是否存在欺诈性取得的情形。在当前地缘政治敏感背景下，“公共政策例外”有被扩大解释的风险，这对中国企业境外判决执行构成了额外的不确定性变量。

相比之下，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依托1958年《纽约公约》得到172个缔约国的承认与执行，其可流通性与可执行性远优于法院判决。然而这一机制在实践中仍被中国企业大量低估。如何将仲裁路径与多法域诉讼策略有机结合，将在本系列后续专题中详述[7]。

（三）信息不对称下的资产隐匿与追踪困难

在跨境追偿中，"有债权、无资产可执行"的困境并非偶然，极有可能是债务人主动设计的结果。在诉讼启动前，经验丰富的债务方往往已将核心资产转移至难以追及的法域或法律架构之中，这种主动布局与债权人的信息不对称，构成了追偿路径上最棘手的障碍之一。

资产隐蔽的手段因法域和复杂程度而异，但在实践中呈现出若干规律性模式。最为常见的是多层离岸公司架构：通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开曼群岛、塞舌尔等离岸地注册的多层嵌套式控股结构，将真实资产层层包裹，使债权人难以穿透至实际权益层[8]。信托架构则是另一种高阶隔离工具：债务人将资产装入不可撤销信托，在名义上放弃所有权的同时，以受益人身份保留实质性的经济利益，使资产在法律上“不可触及”。此外，以非市场价格向关联方转让资产，制造"合法流失"的外观，以及近年来日益常见的加密资产转移，都大幅增加了资产定位与追索的技术难度。

在实践中，有效应对资产隐蔽，需要专业资产追踪机构、法证会计师（forensic accountant）与法律团队的深度协同，并充分运用证据开示程序、银行账户冻结令及第三方披露令等司法工具。

（四）高成本压力下的追偿投入与回收失衡

海外追偿的成本结构与国内诉讼截然不同，且往往大幅超出中国企业的初始预期，由此引发的“投入远超回收预期”问题，是众多追偿行动半途而废的主要原因之一。

境外律师费构成最大的单项成本，根据美国律师协会数据，美国顶级律所二年级律师的平均小时费率已近每小时1,000美元[9]，一件中等规模的跨境争议案件，仅律师费用就可能达到数百万美元。除律师费外，专业资产追踪机构的服务费（视调查深度可从数万美元至数十万美元不等）、申请资产冻结令时须提供的交叉保证书及相应担保金、大量中文证据材料的认证翻译费用，以及用于就中国法问题出庭作证的专家证人费用，也是跨境追索中的潜在成本。因此，在实践中，为管控成本，需要在大额境外律师费投入之前，完成债务人偿付能力分析、可执行资产摸底、胜诉概率评估及基础的收益成本比测算。

（五） 程序性障碍：送达、时效与证据调取的多重掣肘

除上述实体与结构性障碍外，追偿实践中还存在三类纯程序性障碍，往往在实体争议尚未进入实质审理阶段前，便已对追偿方造成难以挽回的程序性损失。

1. 跨境送达

向境外被告送达诉讼文书，须遵循送达地国的法律规定，通常需经外交渠道或依据《海牙送达公约》进行。由于各缔约国的执行标准参差不齐，实际送达周期可能长达数月乃至逾年。若被告刻意规避，送达难度将进一步加剧，有时需申请法院批准以替代方式送达（substituted service）[10]，如电子邮件送达或公告送达，而此类申请本身即需耗费相当的时间与法律资源。对于送达成功的证明，也是跨境诉讼中的难点。

2. 诉讼时效

时效问题是海外追偿中被低估频率最高、代价也最为惨烈的程序性风险。不同法域对时效的规定存在显著差异，且时效的起算、中断与延续规则各具特点，不可套用国内标准进行类推。在美国，各州对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差异极大，且对于不同诉由有不同的时效[11]；英国《时效法》（Limitation Act 1980）第5条规定，普通合同之诉须在诉因产生之日起六年内提起；欺诈或隐瞒情形下，时效期限自原告发现或经合理勤勉本可发现欺诈之日起算[12]。然而，中国的诉讼时效有特殊的中断制度，致使诉讼时效可以通过权利主张得到延长，但其适用条件与境外法域的诉讼时效延长机制存在差异，因此，以国内诉讼时效规则衡量、推算境外时效，可能会导致追偿窗口的误判，这是中国企业最常犯的致命错误之一。

时效一经届满，即便债权在实体上完全成立、证据链完整无缺，追偿诉讼仍可能因程序性障碍而遭驳回，损失无从弥补。因此，在决定是否启动境外追偿之前，时效分析应在第一时间完成，否则可能影响整体的资产追回效果。

3. 跨境证据调取

中国企业在境外起诉并在境内外取证，须同时应对两套体系的制度约束，由此产生的规则冲突也会造成中国企业在合规上的困境。一方面，境外法律程序（尤其是普通法体系的证据开示程序）对取证范围、格式与时限有具体要求；另一方面，中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对数据出境设有严格管控，企业可能同时面临境外法院的合规要求与国内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之间的直接冲突。

三、中国律师在海外资产追偿中的必要性与专业价值

许多中国企业在面对海外追偿问题时，一种惯常思路是直接委托境外律师，由其全权处理。这一做法在逻辑上有其合理性，但在实践中却频繁导致策略失当与资源错配——根本原因在于，海外追偿的整个链条，从内部证据梳理、合规审查到整体诉讼策略，都深度嵌入中国法律框架与中国企业的商业现实之中。境外律师固然是执行层面不可或缺的专业力量，但在战略统筹与衔接协调层面，同时具有中国执业资格和海外专业背景的的律师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一）跨法域法律认知的衔接

在跨境案件中，境外律师虽然熟悉本国法律实践，却未必理解中国法律语境下的合同结构、担保方式、公司治理逻辑，乃至政企关系对商业安排的实质影响。这种认知鸿沟在具体案件中往往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显现：中国企业通行的“补充协议”“口头约定”"与“盖章优先于签字”等商业实践，在普通法诉讼中如何界定合同内容，需要中国法律专家出具专家意见并协助境外律师准确理解；国有企业的公司授权链条（如国资委批复、董事会决议与国有股东意志之间的张力）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往往是境外律师的知识盲区；而中国客户如何有效理解英文法律文件、在关键节点作出准确的商业判断，同样需要熟悉两套体系的律师提供专业的“翻译与解码”。

这种跨法域认知的弥合，不仅关乎信息传递效率，更在案件走向的关键节点上直接影响策略选择的质量。

（二） 事实基础的实质性还原与解释

许多海外追偿案件的胜败取决于律师能否有效还原交易背景与合同形成过程。这一工作的核心，是对中文档案的深度梳理与正确解读——包括历次谈判纪要、内部审批文件、电子邮件记录及微信沟通记录。中国律师能够理解集体决策体制下意思表示的形成逻辑，协助界定合同义务的真实边界；能够识别并预判因内部文件失范（如未盖章、越权签字、决议程序缺失）可能引发的证据风险，并能在此基础上，为境外诉讼团队提供准确的事实基础与法律背景。这一工作若假手不熟悉中国企业运作的境外律师，不仅效率极低，更可能因文化背景误读而在事实层面产生根本性的策略失误。

（三）诉讼策略整体规划

一个有效的海外追偿策略，必须从顶层进行系统性规划，而非由各法域律师各自为政、就各自擅长领域分别处置。这种全局性规划的核心内容，包括根据合同条款、资产分布与执行可行性确定最优的主诉法域；在正式起诉前或同步申请跨法域资产冻结，防止债务人转移资产；在必要时于多个法域并行推进，形成战略合围态势以提升和解谈判筹码；在适当节点评估庭外和解的合理性，以确定性回款替代旷日持久的诉讼消耗；以及在涉嫌欺诈的案件中，评估刑事报案与民事追偿的协同空间，利用刑事程序对资产保全的辅助效果。

（四） 证据形成、提取与跨境提供中的合规审查

中国律师在证据层面的介入价值体现在两个方向。其一，协助客户系统梳理可用证据，制定证据收集计划，识别证据链的薄弱环节，并在诉讼前完成证据保全的预先布局。其二，在任何证据材料向境外提交之前，对每一份文件进行出境合规审查，评估其是否涉及《数据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限制类别，防止客户在完成境外举证的同时，意外触发国内合规危机。对于境外法院或仲裁庭发出的文件披露要求，中国律师亦需独立评估配合该请求是否与中国法律相冲突，并在必要时寻求监管豁免或通过《海牙取证公约》程序以合规方式予以回应[13]。

（五）追偿成本的前端控制与资源配置优化

成本管控是海外追偿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往往最终决定整个项目成败的战略维度。中国律师在这一环节的核心价值，在于帮助企业将商业决策前置于法律行动，即在任何大额境外律师费投入之前，完成债务人资产摸底、法律分析与成本收益测算。与此同时，凭借对境外法律服务市场的了解，中国律师可协助客户谈判更具弹性的费率结构，例如风险代理（contingency fee）、混合收费或按阶段付费等模式[14]；将证据整理、翻译、初步法律分析等工作在国内完成，以较低的时间成本替代境外律师的高昂费率，可大幅降低整体支出；在案件规模与回报预期满足条件时，亦可评估引入第三方诉讼融资机构（litigation funder）的可行性，实现低预付成本的追偿路径。

四、结语

海外资产追偿，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在法律层面最为复杂的命题之一。有效的海外资产追偿，需要的是一种整合式的法律能力：由熟悉中国法律体系与企业运营逻辑的律师担任战略统筹，与深耕当地法律生态的境外专业律师紧密协同，围绕追偿目标构建覆盖全链条的法律方案。两者缺一，皆是跛足而行。

本系列文章的后续各篇，将就主要追偿目标法域（美国、英国、香港、新加坡及东南亚等地区）的司法实践与策略要点、资产调查与跨境保全的实操方法、国际商事仲裁的路径选择，以及若干经典案例的深度拆解，逐一展开。我们期望通过系统化的实务梳理，为中国企业跨境法律实务提供兼具专业深度与操作指引的参考框架。

[注]

[1]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investment-report-2025，最后访问时间：2026年4月2日

[2]https://www.law.cornell.edu/rules/frcp/rule_26

[3]https://www.justice.gov.uk/courts/procedure-rules/civil/rules/part32

[4]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execution-of-deeds/practice-guide-8-execution-of-deeds

[5]https://law.justia.com/codes/new-york/2006/civil-practice-law-rules/cvp05304_5304.html

[6]Stephen Cartwright, Enforcing Chinese judgments in England: restoring dissipated assets, 参见：https://www.fieldfisher.com/en/insights/enforcing-chinese-judgments-in-england-restoring-d

[7]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arbitration/conventions/foreign_arbitral_awards/status2

[8]New assessment reveals UK's offshore financial centres failing to meet their corporate transparency commitments，参见：https://www.transparency.org.uk/news/new-assessment-reveals-uks-offshore-financial-centres-failing-meet-their-corporate?utm_source=chatgpt.com

[9]https://www.abajournal.com/news/article/nearly-1000-an-hour-is-rate-for-second-year-associate-at-these-biglaw-firms

[10]Rio Properties, Inc. v. Rio Int’l Interlink, 284 F.3d 1007 (9th Cir. 2002)；https://www.law.cornell.edu/rules/frcp/rule_4；

[11]https://www.law.cornell.edu/wex/statute_of_limitations

[12]https://www.gov.uk/hmrc-internal-manuals/debt-management-and-banking/dmbm527140

[13]《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参见：https://www.moj.gov.cn/pub/sfbgw/flfggz/flfggzflty/fltysfxzxggy/201812/t20181225_151473.html

[14]https://www.law.cornell.edu/wex/contingency_f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