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今年1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对部分先进AI芯片及相关先进计算物项（以下统称“AI芯片相关物项”）出口许可机制进行了调整，在既有出口管制框架下，对AI芯片相关物项在满足条件时的许可适用方式作出进一步细化。在实践中，相关调整可能被市场理解为美国出口监管政策出现一定程度的放宽。

但是，根据2026年5月31日BIS最新发布的《关于对总部位于Country Group D:5国家及澳门实体适用先进计算产品许可要求的执法指引》（Guidance Regarding Enforcement of License Requirements for Advanced Computing Items for Entities Headquartered in Country Group D:5 and Macau，“BIS执法指引”），以及此前关于先进计算集成电路（advanced computing integrated circuits, advanced computing ICs）转移风险的监管口径，相较于既有规则体系，美国出口管制的重点并未停留在货物目的地，而是进一步延伸至交易对手的总部所在地、最终母公司、实际控制关系、最终用途、数据中心部署以及算力实际使用者等多个维度。在该框架下，即使相关交易发生于第三国，亦不能当然排除适用《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EAR）项下许可要求的可能性。实践中，第三国子公司结构、境外数据中心安排、经销商分销链条以及集团内部转让路径，均可能在特定情形下被纳入出口管制审查范围。

基于此，本文结合现行EAR框架及AI芯片相关物项的出口管制实践，围绕2026年以来美国先进AI芯片相关物项的出口许可制度的发展情况，分析BIS执法指引所明确的重点合规要求、BIS许可审查重点及其对中国企业跨境业务布局的合规影响。

上篇回顾：

上篇围绕2026年以来美国先进AI芯片相关物项出口许可制度的最新发展，梳理了相关规则、政策文件及BIS执法指引的制度背景，并重点解读了第三国实体、总部及最终母公司认定、逐案审查机制以及既有数据中心过渡安排等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BIS执法指引可能影响的企业类型及AI芯片、数据中心和算力相关业务场景，说明第三国布局并不当然构成美国AI芯片出口管制下的“安全港”。

一、BIS出口管制许可的审查逻辑

在分析具体规则前，有必要厘清几个在实务中常被混淆的概念：第一，许可要求，即某项出口、再出口或同一境外国家或地区内的转让，是否需要事先取得BIS出口管制许可；第二，许可审查政策，即 BIS 在收到许可申请后，是按照逐案审查还是推定拒绝等政策进行审理；第三，具体审查因素，即 BIS在相应审查政策下，会重点考察哪些交易事实和风险因素。

对于特定先进计算物项而言，逐案审查与推定拒绝属于不同的许可审查政策，但一项交易最终适用何种政策，仍需以物项分类、目的地、交易主体及最终用途等因素综合判断。整体来看，BIS的审查逻辑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层次。

（一） 物项审查：是否受EAR管辖以及如何分类

第一层是判断交易所涉商品、软件或技术是否属于EAR管辖，并确定其具体出口管制分类编码。

根据EAR Part 734的规定，除位于美国境内及美国原产物项外，部分外国制造物项也可能因含有超过规定比例的美国受控成分，或者满足特定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FDPR）的产品范围及目的地、主体条件，而被纳入EAR管辖。外国制造并不当然意味着不受EAR约束。

在确认物项受EAR管辖后，还需根据商业管制清单（Commerce Control List）确定其ECCN。对于先进计算领域，应重点核查物项是否归入3A090、4A090及相关“.z”项，并结合其总处理性能、存储带宽等具体技术参数判断适用的管制范围。

因此，第一层审查需要分别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物项是否受EAR管辖；二是物项在EAR项下如何分类。只有完成这一步审查，才能进一步判断交易是否触发许可义务，以及适用何种许可审查政策。

（二） 交易审查：目的地与实际流转路径

第二层审查，是判断物项将以何种方式、经由何种路径流向何地。

根据EAR Part 736的一般禁止性规则以及Part 742等具体管制条款，许可证要求不仅可能适用于从美国直接出口，也可能适用于在美国境外发生的再出口或同一境外国家、地区内的转让。审查重点因此并不限于合同载明的收货地址，还包括最终目的地、最终安装地点，以及物项后续是否可能被再次转移。

在涉及中国大陆、澳门及其他Country Group D:5目的地的先进计算物项交易中，BIS通常会特别关注第三国中转和转移风险。例如，通过第三国分销商改变名义收货方、将一笔交易拆分为多层级采购，或者使形式上的设备部署地与实际服务对象相分离，均可能引发对最终流向真实性的进一步核查。

这一层审查的核心，是判断交易文件所呈现的流转路径是否与物项的实际流向一致，以及交易安排是否存在未经许可转移至受限目的地、受限制主体或受限制用途的风险。

（三） 主体审查：主体筛查与控制关系穿透

第三层审查，是识别交易涉及的直接及间接参与主体。首先包括对实体清单（Entity List）、军事最终用户清单（Military End-User List）、被拒绝人员清单 / 被拒绝方清单（Denied Persons List）、未经核实清单（Unverified List）等限制性名单的筛查。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名单对应的法律后果并不完全相同，应根据具体名单条目及适用条款，分别判断是否触发许可义务、是否适用例外限制，以及适用何种审查政策。

除直接交易对手外，主体识别还可能延伸至所有权结构、总部所在地和最终母公司关系。对于先进计算物项，BIS执法指引明确，即使接收物项的实体设立于第三国，只要该实体的总部或最终母公司总部位于Country Group D:5或澳门，相关交易仍可能触发既有许可义务。

这意味着，BIS 的审查并不止于名义上的买方或收货方，而会进一步关注其背后的集团控制关系。对于跨国集团、境外子公司和第三国采购安排而言，穿透识别总部所在地和最终母公司关系，已成为先进计算物项交易审查中的重要环节。

（四） 最终用途审查：用途识别与算力访问场景

第四层审查，是判断物项将由谁、以何种方式实际使用。EAR Part 744针对军事、军事情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他受限制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设置了专门管制。对于先进计算物项，审查范围还可能延伸至数据中心部署、AI模型训练、GPU算力租赁及远程算力访问等场景。

在该环节，BIS通常不会仅依赖客户提交的最终用途声明，而会结合客户业务性质、采购数量、设备配置、安装地点、算力规模和实际服务对象综合判断。对于物项部署在第三国、但其算力主要供Country Group D:5或澳门总部主体使用的安排，尤其需要关注物项接收方与算力实际使用者是否分离。

EAR项下的“knowledge”标准也不限于实际知情，还包括对相关事实具有较高可能性的认识，以及有意回避已知事实的情形。[1]因此，当交易中已出现最终安装地点不明、采购规模与客户业务不匹配、集团控制关系被刻意淡化等异常信息时，仅仅依赖形式上的合同、订单或最终用途声明，通常不足以消除相关合规风险。

二、实务高风险场景分析

（一）场景一：中国母公司通过新加坡子公司采购受EAR管制的H200芯片服务器

在该场景中，新加坡子公司作为合同买方和设备持有主体采购H200服务器，但设备实际用于中国企业集团的AI训练或高性能计算项目。虽然交易形式上发生于第三国，BIS仍可能进一步审查该新加坡子公司的总部及最终母公司所在地，以及设备采购、部署与集团实际需求之间的关系。

该场景的核心风险在于，第三国子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并不当然切断其与中国母公司的控制关系。在总部及最终母公司穿透规则下，交易主体的注册地、设备交付地与集团最终控制主体所在地可能分别产生不同法律意义。若仅依据新加坡子公司的注册地判断交易性质，而忽略其最终母公司位于中国的事实，可能导致对许可证要求作出错误判断。

（二）场景二：第三国数据中心采购GPU，但主要客户是中国AI公司

在该场景中，GPU及服务器部署于第三国数据中心，但相关算力主要向中国AI企业或其境外关联主体提供。BIS可能重点审查数据中心是否为独立运营主体、实际服务对象能否被识别，以及设备配置和算力规模是否与相关客户的AI训练或高性能计算需求相对应。

这类场景的复杂性在于，硬件的直接最终用户与算力的实际使用者可能并非同一主体。数据中心运营商虽然负责设备采购、安装及维护，但真正获得算力利益的主体可能是其客户。因此，仅以数据中心运营商作为形式上的最终用户，未必能够完整反映受控物项的实际使用结构。

如果数据中心的大部分收入、算力容量或专用集群均服务于少数中国AI企业，BIS可能进一步判断相关设备采购是否实质上是为特定客户预先部署。长期独占合同、定制化集群、由客户承担设备成本或者客户可以控制底层硬件配置等事实，均可能强化设备采购与特定客户需求之间的关联。

若交易中已经出现客户身份不透明、算力需求与业务规模不匹配、实际使用者不清晰等异常情形，相关参与方仍继续提供物项或安排交易的，可能在EAR的knowledge标准下受到审查，并影响后续采购、供应商合作及许可申请。

（三）场景三：经销商或系统集成商参与，但最终交付与安装路径不明确

在该场景中，制造商仅向经销商、系统集成商、货代或其他中间主体交付设备，最终用户、安装地址及后续转售路径未得到明确说明。多层分销本身并不当然违反EAR，但容易造成合同买方、收货人、最终用户和实际使用者相互分离。该类结构的主要风险在于，供应链层级的增加会降低设备最终流向的透明度。经销商可能继续转售，系统集成商可能将设备并入更大的服务器集群，货代则可能根据后续指令改变运输路线。任何一层主体信息缺失，均可能使出口商难以判断物项最终是否流向相关规则限制的主体或目的地。

在具体审查中，BIS通常会关注采购数量是否与中间商的正常业务规模相符、最终安装地点是否可以验证，以及中间主体是否具备相应的销售、集成或数据中心运营能力。例如，一家缺乏数据中心客户和技术人员的小型贸易公司突然大量采购先进计算服务器，或者要求将设备分批运输至多个仓库，均可能使交易呈现明显的转移风险特征。

若设备最终未经许可流向规则所限制的主体，BIS可能回溯审查各供应链参与者在交易当时掌握的信息、收到的异常信号及其继续参与交易的原因。即使中间主体并非最终违规使用者，也可能因参与未经授权的出口、再出口或境内转让而承担相应责任。

（四）场景四：境外子公司采购后在集团内部进行再分配或再转让

在该场景中，境外子公司最初以自身名义采购先进计算芯片或服务器，但设备随后在集团不同实体之间调拨、转售、借用或重新部署。初始采购时所确定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可能因后续集团内部安排发生实质变化。

该类交易容易产生一种误区，即认为集团内部调拨仅属于企业内部资产管理，不构成具有独立法律意义的跨境交易。但EAR所关注的是物项是否发生出口、再出口、境内转让以及最终用户或最终用途是否改变，而不是集团内部是否收取对价或签署正式销售合同。

例如，服务器最初部署在新加坡子公司的数据中心，后被调拨至马来西亚关联公司，可能涉及再出口；设备虽未离开新加坡，但由原采购公司转交另一集团实体控制和使用，也可能构成境内转让。若原有许可证、许可例外或最终用途说明仅覆盖初始主体和用途，后续流转可能产生新的许可问题。

此外，集团内部算力统一调度也可能模糊设备控制主体。设备可能由一家子公司持有，却由母公司统一决定任务分配，并允许其他关联公司远程调用。此时，法律分析不能仅停留在资产登记主体，还需考虑谁实际决定设备用途、谁能够访问设备以及算力最终服务于何种业务。

即使初始出口已经获得授权，后续流转超出原许可范围、最终用户声明或许可条件的，也可能形成独立违规。相关后果并不必然回溯否定初始交易，但可能使后续调拨、部署和使用分别受到审查。

（五）场景五：通过境外云服务或算力租赁提供远程访问

在该场景中，先进计算设备部署在境外数据中心，客户并不直接接收服务器，而是通过云服务、GPU租赁、裸金属服务器或托管集群等方式远程使用相关算力。由于设备所有人、数据中心运营商、合同客户和算力实际使用者可能并非同一主体，BIS可能会重点审查谁实际控制和使用相关算力，以及该算力最终服务于何种用途。

需要注意的是，远程算力服务本身并不当然等同于受控硬件的出口或再出口，但设备未进入中国境内，也不意味着相关业务当然脱离EAR审查。BIS仍可能结合底层硬件的采购主体、数据中心运营关系、客户总部及最终母公司所在地，以及算力的实际用途，判断相关物项交易是否已经触发许可要求。

该场景的审查重点不在于服务名称是“云服务”还是“算力租赁”，也不在于客户是否直接取得设备所有权，而在于客户是否实际控制或长期独占底层算力，以及相关算力是否服务于相关规则所限制的主体或其认为敏感的用途。若境外算力平台事实上主要为总部或最终母公司位于Country Group D:5或澳门的实体提供AI训练、高性能计算等支持，相关硬件采购、部署安排及服务模式均可能受到更严格的出口许可审查。

三、企业合规建议

结合现行EAR规则及BIS执法口径，涉及先进计算物项采购、部署或使用的企业，可重点从以下方面完善合规管理：

第一，建立物项分类与管辖判断机制。在采购、出口、再出口或集团内部调拨前，应对GPU、AI服务器及相关计算设备逐项记录产品型号、ECCN、技术参数、原产地、供应商、部署地点及实际使用主体。对于境外制造产品，还应进一步判断其是否因美国受控成分或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而受EAR管辖，不宜仅凭产品名称或生产地作出判断。

第二，开展交易主体穿透审查。除审查合同买方和最终用户外，还应核实其总部所在地、最终母公司、集团控制关系及限制性名单情况。对于第三国主体，不宜仅凭注册地认定相关交易不触发 EAR 项下许可要求。

第三，对物项全生命周期设置重新审查节点。在首次采购之外，设备跨境调拨、同一国家内变更使用主体、安装地点调整、集团内部重新部署及算力扩容时，均应重新判断是否构成再出口或境内转让，以及是否触发新的许可要求。

第四，加强数据中心和算力服务管理。对于GPU租赁、专属集群、裸金属服务器和远程算力服务，应区分设备持有人、运营商、合同客户和算力实际使用者，并重点核查算力是否长期或专门服务于总部或最终母公司位于Country Group D:5或澳门的主体。

第五，完善合同控制和交易风险识别机制。合同中应明确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安装地点、禁止未经授权转移、信息变更通知及配合提供证明材料等义务。出现最终安装地址不明、采购数量与客户规模不匹配、客户拒绝披露最终母公司或频繁变更交付路径等异常情况时，应暂停推进相关交易，并重新评估是否需要申请许可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总体来看，2026年BIS对部分先进计算芯片引入逐案审查，并不意味着美国AI芯片相关物项的出口管制整体放松。美国出口许可要求的判断已不能仅停留在直接买方、形式目的地或设备部署地，而应结合交易主体的总部及最终母公司、物项实际流向和最终使用安排进行综合分析。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第三国子公司、境外数据中心以及云计算和算力租赁等业务安排并非当然构成出口管制意义上的“安全港”。在先进算力监管持续强化的背景下，企业有必要将EAR管辖、物项分类、交易主体穿透及后续流转管理纳入跨境业务决策，以降低因交易结构与实际使用安排不一致而产生的合规风险。

[注]

[1] 根据EAR Part 772对“knowledge”的定义，“knowledge”不仅包括行为人实际知悉某一事实已经存在或几乎确定将会发生，还包括行为人认识到该事实存在或未来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情形。该等认识可以根据行为人对其已知事实的有意忽视（conscious disregard）或对相关事实的刻意回避（willful avoidance）予以推定。该定义除EAR Part 760关于限制性贸易惯例或抵制的规定外，适用于EAR其他部分。参见：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15/subtitle-B/chapter-VII/subchapter-C/part-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