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商业秘密刑事司法保护的最新趋势与应对：基于2025-2026年度刑事典型案例的实证观察（上篇）》[1]中通过对2025年至2026年7月各地公检法机关公开的20件刑事典型案例进行系统分析，归纳得出了当前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基本特征：犯罪主体以单位内部人员为主，行业分布集中于半导体、新能源、光电、高端装备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侵害对象以技术秘密为主，且呈现出明显的团伙化、单位化犯罪趋势。

面对严峻的风险态势，破局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有效的内部管理。当泄密事件发生时，权利人要掌握一套系统化的维权实操方法，包括刑事控告的路径与证据准备；而在“强保护”时代，权利人不能被动等待泄密事件发生后再去维权，而应主动构建合规体系，将刑事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本文作为系列文章的中篇，基于权利人维权的角度，结合笔者的商业秘密维权实践，围绕如何强化商业秘密权利保护，推出商业秘密合规体系建设方案，旨在为权利人提供可落地的实务操作指引。

一、维权路径选择与刑事控告实操指引

当泄密事件发生后，权利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究竟该采取何种维权路径？在行动之前，明晰不同维权路径的优劣与适用场景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

（一）维权路径的策略选择

目前，商业秘密维权已形成刑事、民事、行政三轨并行的综合模式，但不同路径各有其独特的优势与适用场景，权利人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侵权行为的严重性、损失是否可量化、是否存在涉外因素，以及证据的完备程度等，进行审慎选择。

1.刑事控告

对于侵权行为性质恶劣、损失巨大（通常达到30万元入罪门槛）、侵权人行为同时触犯其他关联罪名、需要快速制止侵权的情形，刑事控告往往是最优选择。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强大的威慑与惩戒效果。刑事判决不仅剥夺侵权人人身自由，还可处以高额罚金及从业禁止令。例如，在前文分析的“张某等侵犯海某公司芯片技术商业秘密案”中，14名被告人全部获刑，首犯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罚金300万元，并被禁止从事芯片行业5年，总罚金高达1350万元。这种“全链条追责”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判罚，对商业秘密犯罪行为形成了强有力的威慑。

其二，高效的证据获取能力。公安机关依法享有搜查、扣押、调取电子数据等强制措施，可以有效解决权利人“取证难”的困境。例如，在某些通过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商业秘密的案例中，犯罪嫌疑人采取电子侵入的方式获取了商业秘密。在直接以商业秘密犯罪立案存在一定困难的情况下，可以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报案并很快固定相关犯罪事实。如果事实查明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属于商业秘密，则罪名可以变更为侵犯商业秘密罪。[2]

其三，有利于民事维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形成的证据，经审查后可作为民事案件的事实依据。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在民事诉讼中通常具有免证效力，大大降低了民事维权的举证难度。

2.民事诉讼

对于需要全面止损且双方尚存协商空间的案件，民事诉讼更具优势。其一，民事诉讼的救济方式灵活，可主张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等多种救济方式，并可申请诉前禁令（行为保全），快速制止侵权行为的持续发生。其二，民事诉讼旨在弥补权利人实际损失，实践中存在高额的赔偿机制。因此，该路径适用于损失金额相对明确、侵权行为仍在持续、希望全面制止侵权并获得赔偿，以及双方有和解意愿或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纠纷的情形。

3.行政查处

对于需要通过快速行动固定证据的案件，行政查处与刑事报案的联动模式更为有效。其一，行政路径可以快速制止侵权行为。行政机关（如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依据职权采取查封、扣押、责令停止侵权等行政强制措施，在短时间内制止侵权行为的继续，防止损失扩大。例如，行政查处可以在产品下架、罚款等方面迅速见效。其二，行政程序可以为刑事程序争取证据和时间。行政执法程序相对简便、效率高，可以在刑事立案前，通过现场检查、询问等方式，固定初步证据。这些证据可以为公安机关后续的刑事立案和侦查提供重要线索和支持，实现“以行促刑”。其三，行政查处由国家机关主动启动，权利人无需承担高昂的调查取证费用，这有效降低了维权成本。对于证据较少、损失尚不明确的案件，行政查处是一条成本较低、效果明显的维权路径。因此，该路径主要适用于侵权行为涉及公共利益或国家安全、需要快速制止侵权、证据尚不充分需要行政手段辅助收集，以及权利人希望降低维权成本的情形。

（二）刑事控告实操指引

对于权利人而言，侵权线索出现后的“黄金窗口期”往往转瞬即逝，证据灭失、内部串供等风险随之放大。因此，建议权利人在发现侵权线索的第一时间即聘请具备商业秘密案件实务经验的专业律师介入，由律师主导开展证据梳理、报案材料准备及与办案机关的初步沟通，为后续刑事程序的顺利启动奠定坚实基础。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操作：

1.报案前的准备

并非所有商业秘密案件都适合刑事报案。刑事立案的标准高于民事起诉，权利人需在报案前对案件进行充分评估。评估的核心要素包括：损失金额是否达到30万元入罪门槛；商业秘密是否具备“三性”（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能否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侵权人实施了《刑法》第219条规定的行为。对于经评估发现证据尚不完善的案件，可以先通过民事程序固定证据，或通过行政程序（如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获取初步证据后，再推动刑事立案。

2.报案材料及证据准备

经过评估，若案件符合刑事立案的条件，权利人应从“权利证据”“侵权证据”和“损失证据”三个维度准备证据。

权利证据方面，主要包括：商业秘密载体（如技术图纸、工艺文件、客户名单、源代码等）的原始文件或经公证的副本；商业秘密的“密点清单”及鉴定意见（证明信息的非公知性）；企业保密制度文件、保密协议、劳动合同中的保密条款；保密措施证明（如加密系统日志、门禁记录、权限分配记录、员工培训记录）。这些文件共同证明权利人拥有商业秘密且采取了保密措施，即满足商业秘密的“三性”要求。

侵权证据方面，主要包括：侵权人身份证明（离职员工、合作方）；侵权人获取、使用、披露商业秘密的电子证据，如离职审计报告（批量下载、异常访问、USB拷贝记录）、服务器日志、邮件记录、即时通讯记录、门禁记录、监控录像；侵权产品样本、宣传资料、网站截图；侵权人与权利人技术信息的同一性鉴定意见（证明两者实质相同）。这些证据共同证明侵权人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损失证据方面，主要包括：损失金额评估报告，包括合理许可使用费评估报告、研发成本核算报告、权利人利润损失审计报告、侵权人获利审计报告等；经济损失证明（如合同损失、客户流失、产品降价等），这些文件证明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损失或情节严重，达到刑事立案的数额标准。

3.报案流程与沟通技巧

证据准备充分后，便进入正式的报案环节。权利人应向侵权行为地或权利人所在地公安机关（通常为经侦部门或知识产权犯罪侦查部门）递交报案材料，并准备好刑事控告书和证据清单。在沟通过程中，应重点强调案件的“情节严重性”（如损失金额、侵权规模、团伙作案等），并提交初步证据证明刑事立案的必要性。

对于侦查人员可能提出的“案件属于民事纠纷”的质疑，应强调案件的“情节严重性”，并提交初步证据证明刑事立案的必要性。对于“商业秘密无法认定”的疑问，应提交“密点清单”及“非公知性鉴定意见”，明确商业秘密的具体范围和构成。对于“证据不足”的质疑，应主动配合侦查机关积极补充证据。

4.报案后的配合与跟进

报案不是终点，而是维权程序的起点。权利人应积极配合侦查机关补充证据、提供技术咨询等，同时，应定期与办案人员沟通案件进展，了解立案、侦查、批捕、移送审查起诉等环节的情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刑事程序中应保护商业秘密不被二次泄露，如对涉密材料加密封存等手段。

二、权利人商业秘密合规体系的构建

泄密后的维权固然重要，但最高效的保护永远是事前的预防。在上篇分析的20个案例中，90%以上的侵权主体为单位内部人员。如果权利人能够在泄密事件发生之前，在单位内部建立系统化的商业秘密合规体系，那么可以提前化解乃至阻断绝大多数潜在泄密风险的发生。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考验的不仅是权利人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更是单位日常管理的制度自觉，即企业商业秘密合规体系建设。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下，权利人商业秘密的合规保护不应局限于单一维度，而应综合考虑国家秘密保护、网络安全与商业秘密保护的协同。[3]权利人需要建立一套全方位、全周期的合规管理框架，覆盖组织建设、人员管理、技术防护、合同管控和应急响应等关键环节。

（一）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

商业秘密合规体系的运转需要明确的组织载体和制度依据，构建完整的管理框架。企业应设立由法务、合规、人力资源、信息技术及核心业务部门共同参与的商业秘密保护机构，并制定《商业秘密保护办法》作为制度基础。该办法应明确密级划分、识别与标识规则、涉密人员分级管理、载体管理及奖惩机制等核心内容。

在组织建设层面，单位应确立相关岗位及职责，并配备所需的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人员。建议设立商业秘密管理委员会，由高层管理人员担任负责人，统筹协调商业秘密保护的重大决策和资源调配。同时，可设置商业秘密保护岗位，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的落地执行。在制度建设层面，应制定详细的商业秘密管理制度，建立商业秘密分类分级制度，对于不同的商业秘密级别，应采用不同的保密措施。同时，明确商业秘密的接触范围、流转要求和存证方式，明确涉密人员、涉密载体、涉密设备、涉密区域、涉密信息等相关要素的管理要求。[4]

通过制度建设和持续优化，权利人可以形成有章可循、有据可查、违规必究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为后续的合规建设和维权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二）技术防护体系的搭建

在数字化背景下，商业秘密的载体已从纸质文件转变为电子数据，电子侵入成为重要的侵权手段，需要建立与电子化特征相适应的技术防护体系。

具体而言，权利人应加强网络安全防护，根据商业秘密的密级和价值，实施差异化的技术保护措施，避免通过互联网、电子邮件等渠道泄露商业秘密。通过安装监控软件，对涉及商业秘密的数据访问进行实时监控和记录，确保信息的安全传输。可采用加密、物理隔离等技术手段，如采取一体化结构，拆解将破坏技术秘密等，防止他人通过反向工程获取商业秘密。[5]

在“郭某侵犯商业秘密案”中，被告人作为公司创始人，利用拥有系统最高访问权限的便利，窃取全套核心技术，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该案暴露了科创企业普遍存在的管控盲区：对拥有超级管理员权限的核心人员缺乏权限审计和行为监管。权限分配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对最高权限操作实施双人复核和事后审计制度。

此外，权利人还应加强对外部合作方的技术管控。在“余某某团伙侵犯商业秘密案”中，犯罪团伙采取在竞标企业电脑中植入伪装软件的方式，远程控制千余台电脑窃取投标数据。这种外部技术入侵手段，要求企业在与第三方合作时，必须建立严格的数据隔离和访问权限控制机制，防止外部技术手段成为商业秘密泄露的通道。

（三）内部人员管理的全流程覆盖

单位应当建立覆盖“入职—在职—离职”全流程的人员管理机制。在入职环节，应对待聘员工进行背景调查，核实其是否违反与前雇主的保密义务、竞业限制协议或者发生其他侵犯前雇主商业秘密的情形，必要时可要求其签署不侵犯前雇主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承诺书。在“庄某侵犯商业秘密案”中，被告人离职后使用化名入职新公司，规避原单位的竞业限制排查，这种隐蔽行为警示企业，入职审查需要更加深入和细致，不能仅依赖于形式审查。

在职环节，单位应与员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密条款或签订保密协议，尽可能明确、细化商业秘密的范围和保密义务，并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知识产权归属条款，明确员工在工作中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单位所有。同时，应建立动态监管机制，对核心人员的电子数据访问行为进行日志审计，对异常行为设置预警。在“张某等侵犯海某公司芯片技术商业秘密案”中，张某作为开发部门负责人，在任职期间即利用高薪待遇诱使14名内部员工窃取芯片技术。这种团队化、隐蔽化的作案模式，要求企业在职监管必须做到“异常行为识别”与“权限动态调整”相结合，及时发现并阻断正在发生的泄密行为。

离职环节是最为关键的管控点，在员工正式办理离职手续时，单位应对涉密人员的工作电脑、工作系统、工作邮箱等进行检查，核实其是否存在批量下载、异常传输等行为。在“王某侵犯商业秘密案（上海宝山管全回转钻机案）”中，被告人正是利用离职前的管理漏洞，将商业秘密信息私自存入个人移动硬盘后带离公司，这种行为若不加以排查，很难被及时发现。其次，督促离职员工主动登记、返还、清除、销毁其接触或者获取的涉密载体，签署离职交接确认书和竞业限制协议，明确保密义务的期限和竞业限制的具体范围。

（四）外部合作的知识产权合规

单位在产品采购、加工、销售等各项商业活动中应充分考虑知识产权合规。在合作前对合作方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了解其业务模式、历史记录和市场声誉，选择信誉良好、具有可靠背景的合作方。在开始实质性合作前，应签署保密协议。在与外部单位合作前应与之签订专项保密协议并在合作合同中明确保密条款。除典型的知识产权合同外，在由外部供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代工合同中，应对知识产权权属、许可使用范围、商业秘密保护、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救济方式、免责条款等内容进行约定，以避免在代工过程中出现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在委托加工、来料加工、贴牌生产等对外协作合同中，应明确保密、知识产权权属、许可使用范围、侵权责任承担等条款，以避免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知识产权纠纷。在销售合同中，应明确约定保密、知识产权权属、许可使用范围、侵权责任承担等条款，以避免潜在的侵权风险。

对于云存储服务提供商、软件服务提供商等能够接触到商业秘密的第三方机构，应与其签订含有保密条款的服务协议，约定相关违约责任。在合作过程中，可将产品分割成多个独立的部分，确保不同合作方仅接触各自所需的部分商业秘密，从而减少信息集中度。只向合作方必要的人员提供必要的信息，以降低泄密风险。对于提供给合作方的商业秘密，应使用水印或加密技术予以保护，便于追踪泄露源头。在合同终止或合作结束后，应确保合作方销毁或返还所有涉及商业秘密的资料，并确认其不再持有任何企业的涉密载体。

（五）应急响应与特殊风险管控

1.泄密事件的应急响应机制

尽管预防是最优策略，但泄密事件仍可能发生。权利人应制定泄密紧急处理预案，建立泄密紧急应对流程。应培训和引导员工对泄密行为保持警觉，发现可能泄密迹象及时报告上级，并建立专门的举报渠道，以便员工能够及时报告任何可疑商业秘密泄露行为。

同时，应建立秘密泄露快速响应机制，发生泄密事件后，应立即启动内部调查，迅速进行处置，防止信息扩散，同步固定泄密证据，启动对泄密途径的核查、确认和评估，查明原因和责任人，将危害和损失控制在最小限度内。企业可与商业秘密、网络安全领域的专业律师合作，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在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合规地应对。

2.涉外业务的风险管控

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相关单位落实安全防范主体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某为境外非法提供商业秘密案”即为警示：被告人将新能源车技术信息提供给境外机构，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凸显了涉外业务中泄密行为的高刑事风险。企业应当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法律意识，建立完善的数据信息保护体系，包括国家秘密保护、商业秘密保护、网络安全保护为一体的商业秘密合规体系。

在涉外合规方面，需要特别关注涉外业务中的特殊法律风险。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行为”的定义，将“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纳入保护对象，国防军工、高新技术等重点企业的商业秘密很可能被其涵盖。这意味着，在涉外业务中的泄密行为，不仅可能构成商业秘密侵权，更可能面临国家安全机关的刑事调查。因此，在对外合作中，尤其对于涉及国防军工、高新技术等敏感行业的交易，需要进行严格的背景调查，对具有涉外因素的交易相对方或合作伙伴开展充分的泄密风险评估。此外，向境外提供技术信息、经营数据等，还需同步评估是否触发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合规要求，避免因违反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泄露国家秘密而承担行政风险甚至刑事风险。[6]

三、结语

商业秘密刑事司法保护进入“强保护”阶段，对权利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当泄密事件发生时，权利人能否迅速启动维权路径，完成证据准备与刑事报案；更在于权利人能否在泄密事件发生前，通过系统化的合规建设建立有效的防御体系。而机遇在于裁判规则日趋清晰，维权路径日趋成熟，使得权利人无论是事后维权还是事前预防，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行动指南：一方面，权利人在泄密事件发生时能够选择最优维权路径、掌握刑事控告的实操方法，有效应对刑事风险；另一方面，权利人应积极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合规体系，遏制泄密事件的发生，防患于未然，从而守住核心竞争力。

下篇预告：

本系列文章的下篇，将结合团队经办的硬科技领域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的辩护经验，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视角，系统梳理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辩护思路。

[注]

[1] https://mp.weixin.qq.com/s/IJYxL_fuqYH9JRhue1FH6Q

[2] 何丹：《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实践与探索》，载中伦视界，https://mp.weixin.qq.com/s/oT3vOCfs2t6Wa0D04nXKEw

[3] 何丹等：《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企业商业秘密合规体系建设》，载中伦视界，https://mp.weixin.qq.com/s/MdUSdFUPELkBCBEFhINZhw

[4] 何丹等：《知识产权合规领域新动向：评析<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载中伦视界，https://mp.weixin.qq.com/s/oKw8NlNolZmJq3OQiVT1EQ

[5] 何丹等：《基于技术贡献率视角的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应对（下）：商业秘密合规体系建设》，载中伦视界，https://mp.weixin.qq.com/s/EJrOqqEbgBHPzjW_t2MXow

[6] 何丹等：《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企业商业秘密合规体系建设》，载中伦视界，https://mp.weixin.qq.com/s/MdUSdFUPELkBCBEFhINZ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