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全新且陌生的法律、制度、政策和文化，如果不能够适应当地的环境和规则，进而无法做好合规和风控，或处理好与当地政府和当地企业（包括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总部与当地子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善于用法律武器做到事前未雨绸缪、事后积极应对，那么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再好，最终也会因为治理、合规、管控方面的挑战，以法律争议而告终。

另一方面，近年来，国际经贸规则持续调整，地缘政治深刻影响全球产业链布局，国家安全因素不断渗透贸易、投资、科技、数据等传统商业领域。出口管制、投资安全审查、数据跨境监管、供应链尽职调查、经济制裁、ESG等制度安排，正不断重塑企业全球经营环境。监管规则正穿透政府围墙，直接影响企业商业决策；法律合规事项正走出法务部，站上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战略桌面。

一家企业的全球治理能力，日益成为其新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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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进入规则竞争时代

每一个时代，都会重新定义企业国际竞争所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既是中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也是中国企业不断突破自身能力边界的过程。从最初依靠产品出口参与国际分工，到通过境外投资建立生产基地、开展跨境并购，再到近年来新能源、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产业加快全球布局，中国企业已经逐步成长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参与者。

然而，当我们站在今天重新审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展时，一个更加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

过去，全球化竞争主要围绕成本、效率、规模和市场展开。企业关注的是产品能否出口、资本能否流动、工厂能否落地，以及如何通过全球资源配置不断降低成本、扩大市场。

今天，这些因素依然重要，却已不足以决定一家企业能否真正实现国际化。

近年来，国际经贸规则持续调整，地缘政治深刻影响全球产业链布局，国家安全因素不断进入贸易、投资、科技、数据等传统商业领域。出口管制、投资安全审查、数据跨境监管、供应链尽职调查、经济制裁、ESG等制度安排，正不断重塑企业全球经营环境。越来越多过去属于政府监管层面的制度规则，开始直接影响企业商业决策；越来越多过去被认为属于法律部门处理的问题，也逐渐演变为董事会和管理层必须面对的重要战略议题。

企业之间竞争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过去，企业竞争的是产品；后来，竞争升级为供应链；今天，企业越来越需要竞争规则理解能力、制度适应能力以及全球治理能力。

全球化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规则竞争时代。

这里所说的“规则”，不仅包括法律法规本身，还包括国家安全政策、产业政策、出口管制制度、投资安全审查机制、国际税收安排、数据治理规则以及国际商业惯例等共同构成的制度体系。

企业面对的，不再只是全球市场，更是全球规则。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一变化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过去，中国企业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走出去”；今天，中国企业更大的挑战，则是如何真正“走进去”；未来，中国企业需要回答的问题，则是如何真正“走上去”。

“走出去”，意味着产品、资本和技术能够跨越国境；“走进去”，意味着企业能够融入当地市场、建立组织、服务客户；而“走上去”，则意味着企业能够在不同法律制度、不同监管环境以及不同商业文化下持续经营，并不断建立长期竞争优势。

过去，中国企业最大的挑战是跨越国境；未来，中国企业最大的挑战，将是跨越制度。

真正决定这一跃迁的，不再只是产品、资本或者技术，而是企业持续驾驭全球规则、协调全球资源、管理全球风险的能力。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国务院令第837号，以下简称《规定》）正式出台。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规范对外投资活动的行政法规，《规定》不仅建立了更加统一、完善的对外投资制度体系，也标志着我国对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制度理念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如果仅仅把《规定》理解为一部新的ODI监管法规，显然低估了它的意义。

更值得关注的是，《规定》体现出的监管逻辑已经发生变化：监管对象开始从传统意义上的资本跨境流动，逐步延伸至企业全球经营全过程；监管目标也开始从促进企业“走出去”，进一步转向支持企业依法、合规、安全、可持续地参与国际竞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规定》不仅是一部规范对外投资活动的行政法规，更标志着中国企业全球化开始进入更加重视治理能力建设的新阶段。

因此，理解《规定》，不能仅停留于条文本身，而应放在全球商业秩序重构和中国企业全球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加以观察。

真正值得企业思考的问题，不只是如何完成一次境外投资，而是如何借助这一制度契机，建设一家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二、从全球经营到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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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讨论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多关注的是经营能力。

企业是否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否建立了稳定的供应链体系，是否能够完成跨境并购，是否能够建设海外工厂、销售网络以及区域总部，这些都是中国企业过去二十多年全球化成功的重要标志。

但是，当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在全球多个国家持续经营时，一个新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真正的挑战，不再是完成一笔海外投资，而是如何持续经营一家全球化企业。

完成一次投资，更多是一项交易；经营一家全球化企业，则是一项长期治理。

前者关注的是项目能否落地，后者关注的是企业能否长期发展。

过去，企业主要解决的是商业问题；今天，企业越来越需要解决制度问题。

过去，企业关注的是市场；今天，企业必须同时关注规则。

过去，企业面对的是客户；今天，企业还必须面对不同国家的监管机构、投资审查机关、税务机关、数据监管部门以及越来越复杂的利益相关方。

因此，中国企业全球化正在经历一次新的跃迁。

如果说过去企业全球化更多体现为全球经营（Global Operations），那么未来企业真正需要建立的，则是全球治理能力（Global Governance Capability）。

这里所说的全球治理能力，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合规能力，也不仅仅是风险控制能力，而是企业能够在不同法律制度、不同监管环境、不同商业文化以及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持续创造价值、管理风险并实现长期发展的综合能力。

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全球组织架构设计、法律与合规体系建设，还包括供应链治理、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治理、出口管制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管理以及跨境争议解决等多个方面。

企业全球化的竞争，已经开始从经营能力竞争逐步演变为治理能力竞争。

这一变化，同样清晰地体现在《规定》的制度设计之中。

《规定》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审批和备案，而是围绕投资促进、投资管理、国家安全、海外权益保护以及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建立覆盖投资全过程的制度体系。

这意味着，对外投资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独项目，而越来越成为企业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规定》至少释放出三个值得企业高度关注的制度信号。

第一，监管思维已经从关注“资金是否走出去”，逐步转向关注企业是否能够依法、规范、可持续地开展全球经营。

第二，国家安全已经成为企业全球经营过程中必须长期关注的重要法律因素。出口管制、安全审查、关键技术保护等制度，不再只是少数敏感行业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将越来越成为企业境外投资的重要合规要求。

第三，对外投资管理已经进入跨部门、跨法域、跨专业协同的新阶段。企业未来面对的不再只是一次审批，而是贯穿项目立项、交易实施、运营管理直至退出全过程的持续治理要求。

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未来真正需要建设的，不仅是一套全球经营体系，更是一套全球治理体系。

三、《规定》释放的不仅是监管信号，更是治理信号

对于法律专业人士而言，《规定》首先是一部行政法规；但对于企业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其背后所传递出的制度信号。

任何一项重要制度的出台，都不仅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更体现了监管理念的变化。《规定》的价值，也不仅仅体现在其完善了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更在于它反映出我国对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期待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笔者认为，《规定》至少释放出五个值得企业关注的制度信号。

第一，从关注“投资行为”，走向关注“全球经营”。

过去，对外投资管理更多围绕项目审批、备案以及资金跨境展开，而《规定》进一步建立了覆盖投资促进、投资管理、海外权益保护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的制度体系。这意味着，对外投资已经不再是一次性的交易行为，而是企业全球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管关注的，也不只是企业是否完成投资，更关注企业能否依法、规范、可持续地开展全球经营。

第二，从强调发展，走向更加重视发展与安全并重。

《规定》专设国家安全、出口管制等内容，反映出当前国际投资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今天，国家安全已不仅是政府部门关注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变量。企业开展境外投资，不仅需要评估商业可行性，也需要同步评估国家安全、技术安全、数据安全以及供应链安全等因素。

第三，从单一监管，走向跨部门协同治理。

随着企业全球经营活动日益复杂，对外投资涉及的发展改革、商务、外汇、国资、税务、海关等多个部门之间需要更加有效的协调机制。《规定》体现出的协同治理理念，也意味着企业未来需要建立跨部门、跨专业的内部治理机制，而不能再依赖单一部门推动海外项目。

第四，从鼓励“走出去”，走向更加重视“走得稳、走得远”。

《规定》既强调促进对外投资，也强调海外权益保护、风险防控以及法律责任。这说明监管重点已经不仅关注企业能否完成境外投资，更关注企业能否长期、稳定、安全地开展海外经营。

第五，从项目管理，走向治理管理。

这也是《规定》释放出的最重要信号。

过去，企业可以把海外投资理解为一个项目；未来，企业必须把海外投资纳入全球治理体系之中。企业全球化，不再只是投资部门或者业务部门的工作，而需要法务、财务、税务、知识产权、人力资源、数据合规以及风险管理等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

《规定》真正推动升级的，不只是监管制度，更是企业全球经营理念。

四、全球治理能力：企业新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说《规定》提出了新的制度要求，那么企业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则是：如何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全球治理能力？

全球治理能力，并不是简单增加几项合规制度，也不是建立几个海外子公司，更不是把国内管理模式简单复制到海外。

它首先是一种组织能力。

越来越多国际领先企业的发展实践表明，全球竞争优势并不仅来自产品创新，更来自成熟的治理体系。董事会负责全球战略，管理层负责资源配置，总法律顾问（General Counsel）负责法律与治理体系建设，各专业部门围绕共同目标协同运行，形成覆盖全球经营全过程的治理架构。

对于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而言，这样的治理体系正在成为新的必修课。

首先，是全球组织治理能力。企业需要建立覆盖总部、区域总部和海外子公司的组织体系，明确授权机制、决策流程和内部控制，确保全球资源能够高效协同。

其次，是全球法律治理能力。法律工作不再只是合同审核和诉讼管理，而应前移至企业战略决策阶段。在重大投资、境外并购、技术许可、数据跨境、出口管制、国家安全审查等事项中，法务团队应当深度参与商业方案设计落地全流程，而不是在项目接近完成时才介入风险控制。

再次，是全球风险治理能力。政治风险、法律风险、汇率风险、供应链风险、数据风险、声誉风险彼此交织，企业需要建立统一的风险识别、评估和响应机制，而不是依赖事后补救。

与此同时，还需要不断提升供应链治理能力、知识产权治理能力以及全球规则适应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能力建设，都已经不再只是法务部门的职责，而成为董事会和管理层共同承担的重要战略任务。

因此，总法律顾问（General Counsel）的角色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过去，GC更多承担法律支持和风险控制职能；今天，GC越来越多地参与重大投资决策、组织架构设计、跨境合规体系建设以及董事会治理。法律职能开始从企业经营的后台支持，逐步走向企业战略的前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GC不仅是企业法律事务的负责人，更是企业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建设者。

五、跨境法律总协调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连接者

伴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不断深入，企业所面对的法律风险，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过去，中国企业境外法律服务的需求，更多集中于海外投资、跨境并购以及日常商业交易；而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企业越来越多地面对东道国政府监管、行政调查、出口管制、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知识产权纠纷、重大合同争议、国际仲裁以及跨境诉讼等更加复杂的法律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维护海外合法权益的意识也不断增强。越来越多企业开始主动运用国际仲裁、境外诉讼、投资协定仲裁等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海外维权已经成为企业全球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中国企业步入“规则竞争”时代，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对国际法律服务的需求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过去，一个海外项目可能只需要聘请一家当地律师事务所；今天，一项重大海外投资或者跨境争议，往往同时涉及中国境内监管要求、东道国法律、多个司法辖区以及不同专业领域的问题，企业可能需要同时聘请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律师事务所，共同参与同一项目。

真正的挑战，已经不再是寻找优秀律师，而是如何管理优秀律师。

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或许能够解决某一个司法辖区的问题，一位优秀的当地律师也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意见；但是，当多个国家、多家律所、多个专业团队同时参与同一个项目时，企业真正需要的，则是一位能够理解企业战略目标、熟悉中国监管体系，同时能够统筹不同法域、不同专业团队的法律总协调人。

笔者将这一角色称为跨境法律总协调人（Lead Counsel）。

跨境法律总协调人，并不是某一专业领域最优秀的律师，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法律工作都由其亲自完成。

相反，其核心价值在于整体统筹。

一方面，其需要准确理解中国企业的商业目标、决策机制以及监管要求，帮助企业合理确定全球法律服务方案；另一方面，其需要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法律问题，筛选最合适的当地律师事务所和专业团队，并持续协调各方工作，确保不同法律意见能够形成统一、可执行的整体解决方案。

更重要的是，在跨境争议解决过程中，跨境法律总协调人的价值更加突出。

无论是东道国监管调查、国际仲裁、跨境诉讼，还是海外资产保全、投资协定争议等复杂事项，企业往往需要同时面对不同程序、不同法律体系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律师团队。此时，如果缺乏统一协调，不同专业意见之间容易出现重复、冲突甚至资源浪费，不仅增加法律成本，也可能影响整体争议解决策略。

跨境法律总协调人的职责，正是在不同国家律师、不同专业团队以及企业管理层之间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统一项目管理，整合全球法律资源，控制项目风险，并持续确保法律策略始终服务于企业整体商业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境法律总协调人不仅是一名律师，更是企业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的出台，意味着中国企业未来将更加广泛地参与全球投资和全球经营；而伴随着全球经营活动不断深化，企业对于跨境法律资源整合能力的需求也将持续提升。

未来，中国涉外律师的竞争优势，将越来越不取决于熟悉某一部法律或者某一个司法辖区，而取决于能否成为企业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跨境法律总协调人，帮助企业连接中国与世界、连接不同法域、连接商业目标与法律规则，并最终为企业全球化提供持续、稳定、高效的法律支持。